朱维铮重读近代史的论文最初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等各种报刊专栏上，由于他侧重于“新意”表达，坚持没有“新意”绝对不写的原则，因而这些短论几乎篇篇叫好叫座，当然也几乎篇篇引起争议。这个效果，其实也是朱维铮所期待的，他就是想让自己的研究心得影响最大多数读者，进而渐渐影响学术界对近代史的叙述。这些短论后来结集为《重读近代史》出版，受到读书界热忱欢迎。

    在《重读近代史》中，朱维铮确实做到篇篇出新。比如他在第一篇讨论“落后”是否必然挨打问题时，就用大量事实论证中国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不是落后，而是先进。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中国在1820年的GDP占世界总量百分之三十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中国相抗衡。根据这些数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判断当然缺少历史依据。在朱维铮看来，挨打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那时的政治体制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着的世界，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终于使一个经济强劲增长的中国沦为了“东亚病夫”。

    朱维铮的证据当然是可信的，新意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不得不指出，朱维铮对近代史的重新解读缺少了两个要素。第一，或许因为年龄原因，朱维铮无法或没有足够时间阅读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因而他对一些问题的探究其实只是针对他们“那一代人”的近代史，而不是我们这一代正在研究着的近代史。朱维铮的“问题”主要针对的是范文澜、刘大年和胡绳，他们对近代史体系建构确实影响巨大，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一线学者继续在那个“半殖民半封建”的框架中叙事言说了。

    第二，朱维铮对近代史的解读正如他对经学史、晚清思想史的研究一样，比较强调对立、对垒，其实就是始终蕴含着一种“斗争”、“冲突”意识，因而他在述说这一百多年故事时，更愿意接纳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对政治对立面的批评，而不去辨析资料的可信度。举一个简单例子。朱维铮《重读近代史》中多次提到慈禧皇太后，在他的叙述中，慈禧就是恶魔，就是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这里显然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朱维铮的叙述，其实就是中国正统史观中的男权主义立场，红颜祸水之类的意思，在书中不止一次流露。二是朱维铮所凭借的史料，其实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有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当年的政治批评，而没有能够超越当年现实政治冲突，没有研究清廷档案或相关文献，偏听偏信，没有从一个更高的政治层面去分析近代中国政治进展，用事实而不是用传说去重新描绘晚清政治地图。

    《重读近代史》确实是朱维铮那一代学者最杰出的作品之一，确实体现了作者的史德、史识和史才。1950年代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到了晚年能够形成这样的看法，也确实是一种觉醒，一种自觉。作者反思历史，提出许多新颖别致的问题并试图给予解答，这些解答不论存在怎样的不足，其实都在向着真实的历史逼近，由此也体现出作者的大家风范、学术底气和纵观古今的学术视野，代表了那一代历史学者的史识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