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一个值得言说的人物。

　　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中国的弗兰西斯·培根，晚明的西学领袖……后世之人不断赋予他各种身份符号。

　　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光启——利玛窦文明对话研究中心主任李天纲的评价是，历史上最值得推崇的上海人——徐光启。

　　迄今最完整的 《徐光启全集》新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学者朱维铮与李天纲作为主编者，完成了百余年来数代学人的未竟事业。

　　青灯黄卷的意义在哪里？恐怕均源于历史人物本身的魅力。专访李天纲时，他说，这并不仅仅为了纪念一位上海地方史上的先贤。

　　这位伟大理想的躬行者，所代表的那段历史，所富有的那些精神，可以告诉今天许多……

　　全集之全

　　1983年，朱维铮参与主持整理的《徐光启著译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其时，朱先生是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教师，李天纲还是硕士研究生。近三十年过去了，李天纲自称“朱老师的老学生”。从那时起，他们的学术关注点在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直接间接地都与一个名字相关——徐光启。

　　生于1562年、逝于1633年、欧洲人称“徐上海”的徐光启，其实早从清初，就成了学人的研究对象。

　　新闻视点：为何称此次出版的《徐光启全集》为“百余年来数代学人的未竟事业”？

　　李天纲：最早编订徐光启集的，均为上海徐家汇的教会人士。至20世纪中期，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真正确立，徐光启的近代科学先驱地位愈发彰显，侧重其“科学”的研究开始出现。1960年代，文献学家王重民编订了《徐光启集》，农史学家梁家勉完成了《徐光启年谱》。20世纪80年代后，徐光启研究趋于活跃且全面发展。方行、顾廷龙、胡道静、朱维铮等先生利用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善本收藏，披露了大量未刊文献，学界曾以为失传的《毛诗六帖讲意》等著作重现于世，收集在1983年的《徐光启著译集》，大大推动了研究，但印制量少，未能普及。而近年来，海内外学者从中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地的文献中发现了不少徐光启佚文，编订一部完整的全集于是变得可能。

　　新闻视点：“全集”有多“全”，是否可能遗漏？

　　李天纲：遗漏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一定不会有大部头的遗漏了。历次徐光启集不收的西学翻译著作，首次纳入了，因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献翻译是文化史上的始创，对于徐光启这样的“跨文化”人物，将翻译著作列入既特殊又恰当。其次，王重民《徐光启集》删去的宗教文献和相关作品，经考虑，恢复收入。第三，历次徐光启集均收入徐光启著述的序、跋，本次将序跋放回原书位置。第四，多年来陆续发现的徐光启遗作佚文，也全补充了，新编的《徐光启诗文集》在全集第九册。

　　巨人之巨

　　朱维铮与李天纲，其实并非古籍整理的专业人。

　　学术界的人大多明晓，近年来的规定，非古籍整理专业领域人士的古籍整理，不能算作学术成果，只算是“业余爱好”。

　　即便如此，病榻中的朱维铮和“老学生”李天纲欣然接纳了出版社的邀约，全集篇目的选定、编目的次序、编辑的体例，都由他们裁决。复旦大学历史系、宗教学系的教师与研究生们，也参与了繁琐的具体标点整理工作。

　　朱维铮曾将徐光启与欧洲文艺复兴 “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比较，称“徐光启难道矮过那时代的欧洲同辈吗？不然。”他还写过这样一段话——“徐光启的品格节操尤其难得。晚明中国，照清末章太炎的形容，‘一切都昏天黑地’。由此更凸显徐光启出污泥而不染的可贵。……他追求 ‘富国利民’，无论在朝在野都绝不消极。……他清廉自守，终身苦贫而拒收合法的苞苴，晚年由内阁三辅而次辅，俗谓第一副宰相，死时京寓仅遗银一两、旧衣数件。”

　　新闻视点：花这么大气力编一本不能计算为学术成果的全集是为了什么？

　　李天纲：其一，内容来自历年积累，并非突击，而是心愿的完成。其二，徐光启是一个很完整的人，在我看来，他是历史上最值得推崇的上海人，值得后人记取，其精神对当下也有意义。

　　新闻视点：你对徐光启的评价相当高。

　　李天纲：对于徐光启的贡献，清代重视科学技术的大学者阮元就有评价，“自利玛窦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近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科学家竺可桢也说徐光启是中国的弗兰西斯·培根，甚至更了不起，而培根则是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从世界范围来看，徐光启是一个思想和学问上的伟人。他的 《农政全书》，伴随着中国近代农业史上的“绿色革命”；他的《几何原本》，导致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思维革命”；他引进“红衣大炮”，催发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兵器革命”；他负责修历四年，大致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定，后来清朝入关，顺治皇帝改名为《西洋新历》颁布全国；在天文学上，他引入了修正中国古代思想路径的“地圆说”，称得上“中国的哥白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