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曾入教，洗名保禄（Paul）。嘉靖四十一年生于上海县城厢太卿坊，即今黄浦区乔家路二二八—二四四号徐光启故居（俗称“九间楼”）所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入翰林院。历任礼部右侍郎、左侍郎、尚书、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是万历、天启、崇祯年间的廉臣、名相，更是明末士大夫独立思考，探究学问，放眼全球，努力救中国的代表。徐光启和利玛窦交往，率先接触西方文明，他不仅是上海地方史上的杰出先贤，而且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人物。
    编辑一部完整的《徐光启全集》，是百多年来好几代学人的未竟事业。从李杕《徐文定公集》（1890）开始，继之以徐允希《增订徐文定公集》（1908）、徐宗泽《增订徐文定公集》（1933）。因为徐光启在中国天主教会和地方历史上的重要的地位，这三次编订的徐光启集，均由上海徐家汇的教会人士从事，乃是自然之事。20世纪中期，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里真正确立，徐光启的近代科学先驱地位愈发彰显。科学界、文化界人士也开始对徐光启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方面的成就，致以敬意。近代科学家更重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这一类“自然科学”翻译著作。研究数学史、天文学史、农学史、科技史的学者，侧重研究徐光启的“科学”，而这些著作都没有收录在当时的徐光启集中。
    1949年以后，徐光启在中国教会史上的地位，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怀疑，但他在科学史、政治史上的地位，仍然被学者铭记。轻重权衡，徐光启的地位依然高企，如竺可桢的《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曾把徐光启推崇为“中国的弗朗西斯·培根”，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涉及到徐光启，也曾认为“这种精神和方法与文艺复兴意大利的科学家们是极其相似的”。在1960年代那种环境下，王重民仍然编订了《徐光启集》（1963年出版），梁家勉完成了《徐光启年谱》（迟至1981年才出版），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两位先生曾约定，在各自的文集和年谱完成之后，“二人合撰一部更完备的带校注性质的《徐光启新集》”，事见王重民编《徐光启集·凡例》。这个约定，因“文革”骤起而破灭。
    1980年以后，徐光启研究趋于活跃，且全面发展。方行、顾廷龙、胡道静、朱维铮等利用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馆的善本收藏，收集、整理和影印了徐光启著作，有手稿、抄本、刻本和辑本。这次整理，披露了大量未刊文献，学界曾以为失传的《毛诗六帖讲意》等著作，重现于世，收集在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线装，共二函20册）。
    《徐光启著译集》之后，近三十年过去了，徐光启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海内外学者从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葡萄牙阿儒达图书馆，以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保管原徐家汇藏书楼的文献中发现了不少徐光启佚文。在这么多的新文献发现后，编订一部《徐光启全集》就变得可能，也比较容易。
    此次编订《徐光启全集》，首先把历次徐光启集不收的西学翻译著作，一并收入。徐光启参与翻译的著作，如《灵言蠡勺》、《几何原本》、《泰西水法》、《测量法义》等，虽然都有“泰西”署名在前，但作为“笔受”（翻译）者的徐光启，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明清之际的中西文献的翻译，是文化史上的始创，其中的文字、概念、名词、逻辑内涵对应和解释，需要反复斟酌，仔细确定，因而具有创造性。“翻译—会通—超胜”的连贯事业，作为译者的徐光启，居首创之功。将翻译著作列入《全集》，对于徐光启这样的“跨文化”人物，既特殊，又恰当。
    其次，王重民编《徐光启集》时认为：“李杕、徐允希、徐宗泽所收徐光启的宗教论文，多出后人伪托，今亦酌为删去。“（《徐光启集·凡例》）不收的礼赞文辞，所涉篇目有《耶稣像赞》、《圣母像赞》、《正道题纲》、《圣教规诫箴赞》等。其中的《耶稣像赞》曾收入他人文集，或可存疑。但是，徐光启去世不久，这些作品已经为天主教会所认定，而且20世纪的马相伯、方豪也曾辨析，并加肯定，因此恢复收入。另外一些和徐光启天主教信仰相关的作品，或曾经王重民寓目而未收，或近年来新发现而未及编入，如《辟释氏诸妄》、《造物主垂像畧说》等，此次也一并增补，加以收入。
    第三，本次《全集》将徐光启著述的序跋归至原书，《全集》中新编的《徐光启诗文集》不再收入相关序跋。如《刻几何原本序》、《几何原本杂议》等，都放回原书位置。历次徐光启集中的不少疏牍、书信，来自《徐氏庖言》。这次编辑《全集》，《徐氏庖言》据影印本整理成书，原来《徐光启集》中的相关篇章，都回归《徐氏庖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