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重读近代史》，是朱维铮先生近五年来史学随笔的结集，计有近30万字，文章分为八辑，依次有：“史有疑”、“往回看”、“说维新”、“鸦片史”、“神和圣”、“时趋异”、“政难改”、“记慈禧”等。关于历史分期，朱维铮反对以1840年为界，把鸦片战争做为近代史起点的武断做法。他认为这是腰斩古代史，不伦不类，完全是主流史学家毫无定见盲从政治领袖的独断意志所为。至于“落后就要挨打说”、“两炮说”、“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等所谓定论，朱维铮也认为大都似是而非，大言欺世荒唐无知。
　　1840年前后的满清，经济实力居于全球前列，毫无落后可言，至少不是所有方面都落后于西方；
　　1840年前的满清，不说朱明，即使在康雍乾嘉四朝，中西交往并不少见，西方人在中国从事天文历法，传教人士到中国来往，基本上是一种常态，何言中国人闭目塞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下都在论说“双轨制”，尤其是宣称公民一律平等但实际上却衣分五色人分九等，不同身份，权利待遇等千差万别，此种“双轨制”已到了天怒人怨令人发指的地步。而朱维铮甚为得意的是自己对满清体制之“双轨制”的重要发现。满清奉行内满外汉，重文轻武，以满驭汉，时时戒备，刻刻提防，连当年南北朝时之北魏孝文帝都不如，这样的防范自有其道理在，但长此抱残守缺，不应时代变化，又怎能长治久安？曾国藩、李鸿章已经拥有如此影响力，还不能入中枢军机，只能说明军机大臣权力的式微与削弱。朱维铮提到了法式善的《清秘述闻》、《陶庐杂录》，昭梿的《啸亭杂录》，福格的《听雨丛谈》，张祖翼的《清代野记》，这都是晚清笔记名篇，而福格作为满人的一家之言，却透露出当时满汉畛域之见的严重：今之撰大臣列传者，俱系翰林。翰林中又多江浙人，往往秉笔多存党异。大率重汉人轻满人，重文臣轻武臣，重翰林轻他途，重近省轻边省也。积习相沿，虽贤者不免。同一满人，则分文武。同一汉人，则分边内。同一边省，则分出身。同一江浙，则分中外。甚至饰终之典，撰拟纶音者，亦存轩轾：满人边人武人不过四五行，翰林台阁必历叙官阶，详其恩遇，连篇累牍，洋洋千言。撰叙列传，于爱之者，则删其谴责，著其褒嘉；恶之者，则略其褒嘉，详其谴责。凡略褒词者，不叙全文，而曰“褒之”；略其贬词者，亦不叙全文，仅曰“责之”“切责之”而已。
　　看得出来，朱维铮是相信雍正夺嫡这一说法。他同情肃顺，高度评价龚自珍。他尊重周予同，因他是自己老师，婉惜范文澜，认为他的“以论带史”，谬种流传；他认为旨在为政治服务的罗尔纲，呕心沥血四十年，作成的《太平天国史》，“根基很深”，“无论文献考辩”，还是史实清理，都细致入微”，但“搭盖的楼层却经不起风雨”。胡适在1937年批评他的学生，“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也许不无道理吧？朱维铮认为要客观评价林则徐，不要人为拔高；魏源有欺世盗名之嫌，其《海国图志》，有诸多疑点，不能评价过高。朱维铮关于满清的捐班进行了详细考察，分别写出了《满清的捐班》、《盛清捐班的体制化》、《捐班的花样》、《捐班的促销与直销》、《清官与捐班》、《小说里的买官卖官》等，如连珠炮一样，穷追猛打，酣畅淋漓，其刺世之意，昭然若揭。
　　朱维铮也说到高阳的《清朝的皇帝》，但对清朝皇帝，始终保持批判审视态度。在论及胜保此人时，朱维铮讲其参与辛酉政变、夸耀剿捻旧事，最终利令智昏，以年羹尧自居，被慈禧派多隆阿擒拿进京，令其自尽。但胜保其人，与翁家也似乎有点瓜葛。翁同书任安徽巡抚，因“苗沛霖事件”牵连，几乎丧命，但朱维铮先生虽多处征引《翁同龢记》，对此却无一字之涉，不知为何？曾国藩不是也为胜保说公道话，“惟曾文正公有言，胜克斋有克复保卫之功，无失地丧师之过，虽有私罪而无公罪，人皆服其公允云。”但曾国藩弹劾翁同书，可是用词尖刻毫无情面可言啊！关于江南奏销案，朱维铮考证甚详，提到了江宁巡抚土国宝，还有后来的江宁巡抚朱国治，这位被吴三桂剁为肉酱被烹吃的封疆大吏，似乎死得惨烈，但在江苏，他可是坏事做绝，轰动一时的哭庙冤案就是他一手罗织，金圣叹被腰斩南京三山街，就是他的决策。当初如此嚣张，可知后来结局？但朱维铮并没有说到金圣叹，也许是不愿提及这一公案？
　　朱维铮已于3月10日在上海辞世，听到消息，不禁悲从中来，心绪烦乱，抄录下朱维铮的几册书名，算是在这样的春天里，对先生的一种缅怀吧：《走出中世纪》、《走出中世纪二集》、《音调未定的传统》、《维新旧梦录》、《重读近代史》、《求索真文明》、《壶里春秋》等。而中西书局的《重读近代史》也许是朱维铮生前的最后一本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