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0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教授在被病魔折磨一年之后，还是遗憾地走了。朱维铮不仅是历史的研判者，著述宏富，而且年轻时候也曾参与一段历史的创造。他或许带走了一段历史记忆，或许带走了一段学术。朱维铮逝去无疑是当代学术巨大损失，他所涉及的一些学术领域，可能不会很快有人填补。

学术机缘
    许多人以为朱维铮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异数”，他的大胆、犀利、敏锐，使人觉得他与正统学术有很大差异。这其实是一个错觉。朱维铮毕生坚守马克思主义，相信唯物史观，只是他所坚守和所信奉的，不是经过修正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他通过特殊机缘获取的。

    朱维铮1960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后很快就被安排给陈守实教授当助教。此后数年，朱维铮追随陈守实研究中国土地关系史、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史，这些都是当年最时尚的课题，有几朵“金花”的雅号。

    陈守实是清末经学大家孙诒让的小同乡，少年时代就读于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后来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入门弟子。陈守实不仅熟读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范围广泛，而且追踪新思想，自觉接近马克思主义，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

    朱维铮对国内外很多高人往往不屑一顾，但他毕生仰慕陈守实，自以为从陈守实那里获益良多。陈守实不仅为他打下自先秦至明清古典中国研究的基础，而且指导朱维铮从《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原典入手，慢慢领悟马克思主义精髓，构建一套完整的思维框架，拥有独特的思维方法。这个框架就是唯物史观；这个方法，如果套用中国学术史经验，其实就是“六经注我”，用自己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历史。

    陈守实给了朱维铮理论和方法，周予同则给了他一个学术范围和大致方向。周予同毕业于北高师，算是章太炎弟子钱玄同的弟子。所以朱维铮的学术血统不仅可以追溯至清华研究院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而且还是章太炎学术传人。

    周予同1960年代初受命主持《中国历史文选》编写，朱维铮就在这个时候给周予同“帮工”，负责查找资料、撰写题解、注释初稿。那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检索条件，有时为了一个细小问题，必须一遍又一遍翻检大量图书。至于撰写初稿，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充分消化史料，需要用最简约的语言表达。

    《中国历史文选》选材上下两千年，涉及主题、人物、典籍、典故众多，朱维铮在这一工作中无形扩充了知识范围，提升了表达能力。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学术基本功训练，朱维铮在枯燥的训练中不知不觉增长了成为大师的潜质。

    朱维铮成为一代学术名师只是时间问题，然而突如其来的文革打乱了这个步骤。过去有人说复旦历史系是文革重灾区，其实就是说复旦历史系精英差不多都卷入了这个以文化名义进行的大革命。

    年轻的朱维铮博学善辩，文章写得也好。他很快在写作组脱颖而出，成为一个风光无限的小头目。只是朱维铮的个性太不适宜于政治了，尽管他至死也不愿承认这一点。就像他所仰慕的章太炎一样，从来不喜欢以学术大师自居，而喜欢被视为大政治家，视为国师。

    朱维铮政治上的悲剧无疑在于自负和盛气凌人，所以他在政治上的风光并没有多久。短暂风光为朱维铮赢得了多年“牛棚”生活。不过他好像一直不后悔这段非常经历，更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刻意掩盖，因为他觉得当年写作组确实高人云集，获益良多。他后来曾不无调侃表示自己毕业于“文痞训练班”，以为正是这段特殊经历提升了自己的学问段位。

    文革晚期，朱维铮政治处境略有好转。在评法批儒时，他受命辅导工农兵学员注释章太炎的作品。这段经历虽然显得有点荒唐，但对朱维铮后来的学术发展其实非常重要。

经学史
    现在追念朱维铮的都喜欢说他是“最后一位经学史家”。确实，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朱维铮可能会以这样的定位进入。他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应该追溯到跟随周予同的时候，因为周予同是钱玄同的学生，钱玄同很早就有重评经今古文问题的专论。或许在钱玄同的影响下，周予同在大学毕业不久也有类似作品发表，用今文经学观点去解释经学史上的争论。他们师徒其实都是在祖述近代以来直至康有为所有今文经学家的看法。

    朱维铮的经学史研究当然受到周予同的强烈影响，他为周予同的经学史论文结集就是一个重要契机。这部论文集获得学术界广泛好评，除了朱维铮精心编校，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维铮为这部集子写的长篇序言《经学史研究五十年》。这篇论文对近代以来经学史研究进行全面回顾，提出应该将经学史作为中国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史进行研究，而不是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或古史辨派那样简单处理。

    由于五四激进反传统，经学渐渐被打入冷宫。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即便读过《论语》、《孟子》，但基本没有读过五经，因此朱维铮通过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进入经学，不仅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且增进了他的博学和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