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十年代初期到“文革”前夕，尽管极左思想意识形态限制了外国文学的介绍，但因为马克思把狄更斯归于“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说“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间，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这使得狄更斯能够名列少数继续在中国出版的欧美作家。一批专业英国文学研究者，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人民压榨和剥削的立场出发，先后出版了很多优秀的译本，其中包括汪倜然翻译的《圣诞欢歌》（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全增嘏、胡文淑合译的《艰难时世》（新文艺出版社，1957）；熊友榛翻译的《雾都孤儿》（《奥列弗·退斯特》）、高殿森翻译的《着魔的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和张谷若翻译的《游美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 

　　新时期以后，狄更斯翻译研究得到更多重视。不到十年时间，除了蒋天佐、罗稷南、董秋斯和张谷若等人的旧译本重获新生，那些从来没有介绍过的狄更斯作品也有了翻译，一些名作还得到严谨的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陆续推出了王科一翻译的《远大前程》（1979），黄邦杰翻译的《荒凉山庄》，张谷若翻译的《大卫·考坡菲》（1982），叶维之翻译的《马丁·瞿述伟》（1983）、荣如德翻译的《奥立弗·退斯特》、智量翻译的《我们共同的朋友》（1986）和项星耀翻译的《德鲁德疑案》（1986），也成为1992年版《狄更斯文集》的主要组成部分。后来，又新增了张玲、张扬合译的《双城记》，金绍禹翻译的《小杜丽》，陈漪、西海合译的短篇小说集《博兹特写集》，许君远翻译的《老古玩店》，祝庆英翻译的《董贝父子》，杜南星、徐文奇合译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高殿森、程海波、高清正合译的《巴纳比·鲁吉》和项星耀翻译的《中短篇小说选》，在1998年编为19卷权威而完备的全新精装版《狄更斯文集》。 

　　从1907年到1998年，狄更斯在中国曲折的翻译历程，基本上可以说画上了完满的句号。在纪念狄更斯诞辰二百年的时刻，一百年来在狄更斯译介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前辈翻译家，应该得到铭记和感谢。正是他们的薪火相传和埋头苦干，狄更斯这位在其生活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良知的代言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在中国得到了持续的传播，使世代读者不断认识到，他不仅是F.R.利维斯所说的一个“娱乐大师的天才”，而且更是桑塔亚那所说的“人类从未有过的最好的朋友之一”。 

　　                                   2012年2月7日凌晨，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