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于英国文学的爱读者来言，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二百年前的这一天，查尔斯·狄更斯在英格兰南部朴次茅斯诞生。在同时代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眼里，以15部小说赢得无数读者的狄更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受大众欢迎的小说家。也许他也是所有时代最受大众欢迎的英国小说家”。莫洛亚也记录了时代的见证：狄更斯1870年逝世时，消息传遍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的每一个有儿童的人家；据说有一个小孩子曾经问道：“狄更斯先生死了吗，那么圣诞老人是不是也要死掉呢？” 
　　狄更斯的名声，如同莫洛亚所说，“至今依然差不多一点也没有动摇”；他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他也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英国小说家。他在中国的历程，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林纾和魏易联袂翻译的狄更斯小说。两年里，林纾翻译了狄更斯5部长篇小说——《滑稽外史》（《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块肉余生述》（《大卫·科波菲尔》）《贼史》（《奥立弗·退斯特》）和《冰雪姻缘》（《董贝父子》）。翻译“西士文字”四十年的林纾，对狄更斯评价最高。他说，“其间有高厉者，清虚者，绵婉者，雄伟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归本于性情之正，彰瘅之严，此万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而独未若却而司·迭更司文字之奇特”；而且还把狄更斯的叙事，同《史记》笔法相比拟：“余尝谓古文中序事，惟序家常平淡之事为最难著笔……今迭更司则专意为家常之言，而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用意著笔为尤难。”而他在《块肉余生述》译序中，更表明了他翻译狄更斯的深意所在：“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矣。”那时距狄更斯辞世尚不足四十年，但林译狄更斯小说，已经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 

　　1924年11月，林纾逝世的时候，郑振铎对其翻译成就，给了中肯的评价。他在《林琴南先生》中说，“中国数年之前的大部分译者，都不甚信实，尤其是所谓上海的翻译家；他们翻译一部作品，连作者的姓名都不注出，有时且任意改换原书中的人名地名，而变为他们所自著的；有的人虽然知道注明作者，然其删改原文之处，实较林先生大胆万倍。林先生处在这种风味之中，毫不沾染他们的恶习，即译一极无名的作品，也要把作家之名列出，对于书中的人名地名，也绝不改动一音。——这种忠实译者，是当时极不易寻见的。” 

　　其实，不光作为“忠实”的译者，林纾独具风格；他之外的狄更斯译者，那时也几乎凤毛麟角。据国立编译馆《英国小说发展史》记载，截止到1935年12月，总共翻译出版了7部狄更斯小说。除了林译小说，此外就是伍光建译的《劳苦世界》（《艰难时世》）和《二京记》（《双城记》）。它们的译著并不完整，都对原著作了大量删节（张谷若上世纪80年代翻译的《大卫·考坡菲》译文达八十万字，而林纾的《块肉余生述》却只有三十万字）。 

　　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钱锺书还是对林译小说情有独钟。1979年2月，他著文《林纾的翻译》，说“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也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 

　　第一次以“选集”方式出版狄更斯，或者说完整翻译狄更斯，直到四十年代中期，在左翼进步文学家和出版家的推动下，才得以相继实现。1945年，吴朗西和巴金共同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迭更司选集》，收录了许天虹翻译的《双城记》、《大卫·高柏菲尔自述》（他译的《匹克维克遗稿》，同年由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印行），以及他翻译的莫洛亚《迭更司评传》。1947年，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外围出版机构骆驼书店，也出了一套《迭更司选集》，其中有蒋天佐翻译的《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尔》、罗稷南翻译的《双城记》和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此外，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也得到进一步介绍，也出现了邹绿芷翻译的《黄昏的故事》（自强出版社，1944）和《炉边蟋蟀》（通惠印书馆，1947）、方敬翻译的《圣诞欢歌》（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和陈原翻译的《人生的战斗》（国际文化服务社，1945）。这个时期的译者不仅是严谨的外国文学翻译家，而且同时从事进步的文化事业。他们翻译狄更斯的时候，受到了苏联学界的极大影响，比较认同批评家A.亚尼克斯德对狄更斯的评价：“在这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在建设一种迭更司只能加以想象的生活。许多他反对的罪恶已在这儿消灭了，其余的也在迅速地逐渐消减灭。这位伟大的写实主义者的作品，使我们的读者回想到了过去的情形，——记忆着这些情形，才能更坚定地建设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