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政治的“文革”有太多人讲了，而且很多都不准确。在我看来，高层没有解密“文革”档案之前，很多事情和研究都很难做，至少没办法做到第一流。一般来说，做史学第一步是史料累积，做大事记；第二步做运动和政治史；第三是做长时段的社会史、教育史、外交史等。但由于政治上的不方便，做“文革”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倒过来，从社会史、生活史开始，从下往上看，看到的是“文革”的另一个景象。比如，当毛泽东讲夺权并推广到全国的时候，上海当然也在夺权，但与此同时，老百姓也在抢购缝纫机、手表、煤球等。也就是说，政治运动最激烈的时候，老百姓及其日常生活还是在的。我们说“文革”期间，对毛主席有一个崇拜，可是我们在私底下交换毛主席像章，买卖像章，是可以获利的，很多地下工厂造这种东西。还有造毛主席像，其中贪污什么的现象都存在。这样的例子非常多，这一下子丰富了对“文革”运动的解读。

    东方早报:你花了很多笔墨写“文革”期间的秘密商品交易的存在，但在一般印象中，一切以政治为纲，这类事情是没人敢做的。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文革”这样一个环境下，政治运动与日常生活有一定断裂？

    金大陆:有这个断裂存在。1966年“文革”爆发，到了“一月革命”以后，针锋相对的派别还是有的，但很大一批群众是不参加的，是所谓“逍遥派”，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社会还在运行，人民还在生活。为了应对政治，上海人有非常机智聪明的一面。一般以为，那种政治环境下，革命那么纯洁怎么会有投机倒把的事情呢？但都有。我书里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粮食的倒卖、蔬菜的倒卖、小菜场的贪污都存在。

    东方早报:“文革”中的社会政治动员到了上海后影响力弱了？政治的狂热，在相当程度上被日常生活消解了？

    金大陆:我们对“文革”的看法确实是简单化的，很多只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其实下面的反弹是多元的，变形的，上面的命令、政策、口号，到了下面都变形、走样了。这里有默许的一面，但通常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一面；有自我设计的比较巧妙的一面，也有被社会管制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还是会去倒卖香烟、倒卖糖，还要保证日常生活正常进行。所以全国武斗的时候，上海在抢煤球，因为武斗导致了煤球运不进来，这个时候抢煤球是最重要的。再看服饰，“八一八”北京天安门广场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全是军装，但是“八一九”上海红卫兵游行的时候，很多女红卫兵穿的是裙子、白衬衫，这里就有上海的文化特殊性。

    东方早报:你这本书谈上海在“文革”时期的日常生活，但上海可能是个特例，它的情况跟其他城市有非常大的差距，上海的情况没有其他城市那么暴烈，这是否跟上海城市的独特性有关？

    金大陆:的确非常不同。上海经济、文化的发达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气质，更多地具备理性、精巧、圆融、时尚的特征，尤其它的市民生活，注重现实，注重当下，讲究合理性、正当性，勤俭之中有实惠，殷实之中有计算，还不忘时时显示些考究和奢华。正是这种生活态度，使更多的上海人避忌意识形态，恰如熊月之教授所断论的，“从总体上说，上海人政治热情不及京城人高。他们更崇尚个人本位、实际利益”。同时，上海人的处世强调情理化、规矩化，稳健之中有圆通，谨慎之中有乖巧，你来我往中刻意保持着一份尊重和客气。即便发生龃龉和冲突，大多动口不动手，先是互为讲理，再是招呼评理，理不通达，可以愤怒，甚至可以咒骂，却不允许攻击对方的躯体。因为在上海人的公共舆论中，动武即是失理，伤及他人即是最大的非理。其次，在上海，因为城市的经济、文化的定位，且屡屡遭遇建国以来改造和运动的冲击，以至父辈的事业多半断裂了，父辈与儿辈之间没有了身份上、功业上的承续关系，儿辈只有通过读书、学本领来换取明天，不太有参与暴力行动的冲动。再则，上海人的阶梯形社区是历史形成的，即工商业者、高级职员、文化人与小职员、小知识分子、小业主与广大劳工者等，一般均居住于不同的区域。所以，当北京红卫兵进入里弄街道，对某些户主采取革命行动时，周遭的居民或许因为同类，或许因为邻居，或许因为上海人的习性，一般不会支持和配合。胆小的躲避、胆大的围观，还会有人站出来或劝解、或辩护，甚至直接与北京红卫兵发生辩论。这种情境在北京也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