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吗？上海偌大个千百万人口的城市，“文革”十年仅有6489对的离婚数，平均每天的离婚人数还不到两对。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数据！此中，难道真的漫溢着一片晶莹剔透、圣洁如玉的情感吗？难道真的存在着一个莺歌燕舞、和谐美满的乌托邦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告诉你，此中存在着的是一座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圭臬的“社会伦理裁判所”!记忆中的“文革”时期，除了充斥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人物和事件的定格，人们的记忆被破碎了的、撕裂了的政治“片断”所支撑，而淡忘和忽略了“文革”时期的整体状态，那就是社会还在运行，人民还在生活——毋宁说日常的衣食住行，悲欢离合，即便是“文革”政治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其社会生活的底部仍有涌动的潜流。
　　最新出版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下）一书，凭借“上海1966年—1976年”时空坐标，以“社会生活”为铺展内容，从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详尽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市人口状况、红卫兵串联、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蔬菜生产和供应、粮食供应、水产品供应、群众报刊、毛泽东塑像、深挖洞等各方面的内容和发展情况，为读者提供了一幅这一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力争还原一个真实的上海城市在“非常”时期的百姓们“正常”的社会生活百态。该书以宽泛的视角扫描社会活动的扇面，以锐利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底座，由此从深度和广度上激活人们对上海整个“文革”时期日常生活的记忆。
　　作者金大陆巧妙地选取了上海1966—1976年的人口状况作为全面叙述的切入点，为读者搭建了一个既可以瞭望上海“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恢弘场景，以求深远地看到许多社会情状的背景，又可以开掘，以求深入地把握许多社会问题症结之所在的平台。从人口统计方面看，自1967年起，上海市区的总人口就一路呈现降低的态势，十年间共降低86.85万人，这主要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所致。与此同时，上海总户数的统计却呈现增高的走势，即十年共增多36.33万户。这说明“文革”动荡中，群众的日常生活（包括迁移分户、结婚立户）总是在平稳进行着的，群众对日常生活的追求也总是不懈的。这种交错勾勒出了一条正常的曲线。同时，上海“文革”十年间的结婚登记数据为279365对，尤其处于造反派夺权、武斗、大批判等沸反盈天的1967-1969年，结婚登记数为91958对，达32.9％。这说明时局动荡并不真正对市民的生活构成胁迫，社会上的谈情说爱和匹配良缘仍在大街小巷生动而活跃地开展着。反之，考察上海1966-1976年的总离婚登记数只有6489对，即偌大个千百万人口的城市，平均每天的离婚人数还不到两对。这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的是一座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圭臬的“社会伦理裁判所”
　　!以至婚姻上出现了裂痕，却害怕被戴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标签，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前途，而不敢迈出离婚这一步。但事实上的婚姻裂痕，却并没有因为当事人的忍耐而抺平；恰恰是这种忍耐，使当事人的意志和情感受到了更深重的压抑，只得慢慢地通过扭曲自我、磨损自我、熄灭自我，走向情感的枯萎和死寂。
　　金大陆在《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中，通过对上海“文革”时期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爬梳剔抉，在在说明了“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其总的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如大抄家、大串联、大武斗、大批判等等，以至正常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失措了。然而，事实和问题总是复杂的，那就是即便处在运动高潮的激荡和颠簸中，人们的生活还得进行，甚至还得筹谋着、掂掇着进行，所以在总的“非常”态中，实际上还包括着两个层次的“正常”态。正如作者在《非常与正常》的最后一章所写道的：第一，称之“顺应之中的正常”，即顺应着“非常”而产生的“正常”。此时的“正常”或许是维系必需的生活状态，或许是“非常”行动之后的归整，以至它是附着于“非常”的，它是“非常”的调节机能的显示和表达。然而，此时的“正常”因为处在“非常”的布置之中，便又会在“正常”的运作中出现“扭曲的非常”。这种“顺应之中的正常”和“正常中的扭曲”是无奈的、滑稽的、普泛的。第二、称之“应对之中的正常”，即应对着“非常”而产生的“正常”。此时的“正常”或许是变通地保持着一种状态，或许是借助于“非常”的机缘，以至它是拉扯着“非常”的，它是“非常”的制造功能的扩展和延伸。然而，此时的“正常”因为处在“非常”的裹挟之中，便又会在“正常”的处置中出现“妄为的非常”。这种“应对之中的正常”和“正常中的妄为”是张狂的、狡猾的、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