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12月22日，毛泽东做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从1950年代开始，到1980年代初结束，约有近2000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上山下乡。这一遍及全国城乡的大规模运动，在中国现当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然而，1990年代第一波知青运动学术研究热潮过后， “记录、回顾和研究知青运动的高潮”迟迟没有到来，主要原因是受限于史料。

    从2010年开始，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动员了50多名老知青志愿者，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和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金大陆担任主编，从6000余部地方志中爬梳知青运动的相关史料。近日，他们4年努力的成果——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的600万字的《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六卷本，以下简称《史料辑录》）终于问世。12月21日，该书在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和2014“新史料·新方法·新视野”知青学术论坛。

    对于这套知青史料集的出版，相关领域的学者认为，这些新史料势必将推进知青史的研究，拓宽和深化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而在这次的知青学术论坛上，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问题，再次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地方志中整出的新史料，将极大推进知青研究

    关于知青研究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出现在1987年。1990年代，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同时也出现了通史性的专著，主要有刘小萌等合编的《中国知青事典》、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8—1980》以及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史卫民、何岚的《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这些研究的出现，说明史学界已经不满足于文学书写和知青个体的回忆等民间书写，开始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史学研究对象。但其中大部分历史学者本身即是知青，而且原本的研究领域并不在现当代史方面，如刘小萌、定宜庄原本是主要研究清史的，知青史研究算是“副业”，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知青史研究底子薄弱，离学科化、专业化仍有距离。
   
    然而，史学研究得以推进的根本要素之一是史料，因为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料的匮乏，将原有史料消耗殆尽后，知青史研究逐渐进入了瓶颈期。刘小萌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近二十年很少有重要的史学研究成果出现，现在《史料辑录》的出现，正是“雪中送炭”，“当时我能看到的北京方志只有一种，现在在这套史料集里我们就能看到52种。”

    在史学研究中，新史料的出现往往会引发新一波的学术研究高潮。金光耀说，当初蒋介石日记解密、苏联档案公开曾引发国际国内研究高潮，那么，这套知青史料集也很有可能刺激学者的研究热情。金光耀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史料辑录》为知青研究引入新方法和新视野提供了可能。

    《史料辑录》题目关键词之一的“中国新方志”，是指“文革”结束后所修的地方志，与中国传统方志相对。自1977年起，修志工作在少数县市展开，1980年代普遍起来。到2005年，全国规划的省市（地）县三级志书6319部已经有86.36%完成修撰。这些新方志里保存了大量包括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内的珍贵当代史资料，里面的原始数据更是民间口述、回忆中所缺乏的。

    金光耀认为，可以借用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研究方法，对知青史进行“大数据”的定量分析。比如，以往无论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档案还是刘小萌等人的研究，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安置经费问题仅有全国层面宏观的总述，而没有给出各省的具体经费数据，“而在地方志中，尤其是专业志如劳动志、财政志中都有，这就使我们可以从省乃至县的层面上了解知青安置经费的各地实际使用情况。从中我们能看到各省之间的明显差异，甚至是省内各县间的不同。”
   
    另外，借助《史料辑录》中对于知青婚姻状况的数据，整合、比较后能发现原本不被注意的问题，比如，“文革”期间，浙江某些省份的知青与农村青年结婚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两倍还多，而且男知青农婚率远多于女知青，与一般的认识相反。“大数据”定量研究的可能为概括共性、分析差异等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新史料还会为知青史研究带来视野的拓宽。数据呈现出地域差异，和区域研究的视野互为表里。“近年来，欧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是区域史研究。中国太大，各区域的差异非常明显，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区域可能比‘中国’更具有书写的可能，比如清史中的江南史研究。”刘小萌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此外，丰富而集中的史料，对于如知青生产劳动、精神生活、与当地群众关系、返城情况，以及诸如知青所到之处当地政府所做的工作、各地为知青工作所设置的专门机构的运作状况、国家对知青安置的基本情况等专题性研究的推动，也是可以想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