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该怎么评价？
   
    对知青运动的书写，不仅局限于历史书写，按照金光耀的划分，还包括文学书写和民间书写。文学书写在历史书写之前，主要是同“伤痕”文学一样将知识分子苦难归之于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极“左”路线，另外在内涵上则充满了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悲壮性。而民间书写主要由作为亲历者的知青所做，他们的回忆、口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独特而珍贵的史料，但主题大都集中在倾述苦难和讴歌青春，如四川知青1991年在成都举办“赴云南20年回顾展”时，提出的口号就是“青春无悔”。但是历史学的研究并不一定与亲历者的感觉相重合，甚至存在相当大的疏离。
   
    美国学者柯文在其经典研究《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中早就揭示，事件的亲历者、旁观者和研究者，对事件的视角和认知有着巨大的差异。在知青运动评价这个问题上，柯文的观点再次得到了印证。亲历者从个人经历出发，将所见所感呈现出来，毫无疑问，这种经验对他们来说就是“真实”；但历史研究者追求的“真实”并非基于个体体验，而是基于实证研究。刘小萌认为，良好的历史学工作者做出任何论断，必然是在占有各种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史料证据基础上。
   
    对于知青运动这段历史的评价问题，只要从总体情况和制度、现实层面考量，都会明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严重失误”（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而从知识青年的角度来看，“青春无悔”这种判断和评价则也是部分个体知青的真实情况，知青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当地农村产生了积极影响。
   
    “知青运动对农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170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很大一部分是到边疆和偏远山区，或多或少为当地带来一些新鲜的文化成分。但这种影响跟一代青年所付出的代价、农民付出的代价、国家付出的代价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1700万知青在最好的年华中断了正常的教育，这种损失无论是对于个人来讲还是从国家发展角度来讲，都是不可弥补的。”刘小萌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知青运动的“浪漫化”，影响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使得这些文艺作品多数是在讴歌青春，反过来又使“浪漫化”加剧。金光耀和金大陆都是具有知青身份的学者，他们认为，之所以“青春无悔”式的追忆大量曝露在公众面前，主要是因为知青回忆录的撰写者大多数都是后知青时代的“成功者”，而那些或埋骨或终老乡野的知青无法或无由发声。
   
    “成功者”有能力有意愿追忆往事，并且往往将昔日之苦难与今日成功建立因果联系。比如，一位后来成为理论工作者的知青就说，“在我们今天的成功中，都能看到当年兵团生活的痕迹。”但是两位学者在《史料辑录》前言中强调，“知青在追忆青春时不能没有自省和反思，因为他们的青春处在一个疯狂、荒唐的非常年代。”作家张抗抗也曾尖锐批评：“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人、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是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么？”
   
    学术研究的这种看法，自然会引起知青的困惑和反驳。尽管刘小萌本身就是知青，也和众多知青在口述采访过程中建立了个人友谊，“知青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他们虽然不了解或不认同你的观点，但当我提出采访时，他们都毫无保留地提供了帮助，只要一提你是知青，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待你。”不过，刘小萌坚持史学研究逃脱个人经验视角的理念，还是遭到了很多误解和非议。
   
    今年年初，刘小萌有感于民间层面对知青上山下乡“浪漫化”、“美化”过度和现在青年人对那段历史的隔膜，接受了共识网的采访（题为《刘小萌：不要美化“上山下乡”》），重申了他的一贯观点：切不可把那个肆意践踏人权的时代理想化。于是，立即有人发问质疑：“刘小萌，你是知青？”并称刘小萌为“这个英雄群体的耻辱”。这也从侧面说明，更加深入和全方位的知青史研究和探讨很有必要。
   
    在本次新书发布会和论坛上，以知青身份参会的张韧发言说，她觉得自愿上山下乡是她人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经历，她在插队时也受到了很好的待遇，但是她也知道，很多知青没有她那么幸运，所以作为知青在讨论这段历史时，要有清醒认识：要把“文革”前和“文革”中情况分开，自愿与被迫分开，个人与整体分开。
   
    但是张韧也提到，她的这些想法可能会引起很多知青的不快。确实如此，在论坛接近尾声，一位知青站起来讲述了她的经历，最后说：“我想请问各位学者，难道我们把我们一生最好的年华拿去建设祖国边疆和农村，真的错了吗？到底该怎么评价我们的一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