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体平稳，精神压抑

    东方早报:从经济生产角度看，那个时期，唯有上海的工业生产是比较正常的，为什么？

    金大陆:当时在全国，唯有上海没有发生军械性武斗，根本原因是技术上的，在上海“文革”一开始的时候，上海警备区就通知所有民兵组织把枪支全部上缴。从政治上看，王洪文从中央到上海地方一人独大，反对力量很早就被消灭、镇压了，所以没有很强的反对势力。还有上海人动口不动手，你一动手再有理也没有理了。所以是综合因素导致的。回到工厂治理的话题，当时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在上海，这个口号变成谁生产做得好，就是革命好。除了在“文革”初期，上海工业生产有所下降之外，在其他时间段都是增长的。

    “文革”十年，就全国农业来说是丰收的十年，粮食是增产的。而在上海，工业统计数据反映出来，工业生产也是增长的。那个时期的上海保持了低物价、低工资和低通胀状态，经济上大体平稳，至少“温饱”。所以我不厌其烦地写上海的蔬菜、粮油等日常用品的生产、供应和消费的内容，从这些衣食住行看当时上海人日常生活到底有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

    关于上海的日常生活，我特别要提到的是，我发现“文革”十年买猪肉是不凭票的，这非常出人意料。因为我们总是讲“文革”时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物资应该非常短缺，猪肉怎么可能敞开供应？我找了很多的史料来证明。首先是“全国保上海”，当时国家规定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保证上海猪肉供应，所以调往上海的猪肉非常多，上海市场上70％的猪肉来自外地。剩下的30％猪肉来自上海本地郊区，当时鼓励养猪，社里养，大队、小队养，甚至鼓励家庭养，猪卖了还给城里的供应券，后来甚至给平价饲料票。为什么农村养猪是鼓励的呢？自留地不鼓励，自留地开出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养鸡养鸭有一点蛋去卖也是不可以的，但是养猪是可以的。因为国家有一个战略，就是毛泽东有一句话“以粮为纲”，毛泽东讲“猪多肥多粮多”，所以有国家战略在里面。所以，上海买猪肉不凭票，这是一个事实，而在“文革”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却是发过猪头票的，然后大家有一个记忆误区。

    东方早报:但那个时候的日常生活还是为政治运动所统摄的，怎么去消解政治符号对私人生活的侵占？

    金大陆:革命是潮流，是主导。上海人走在街上还是比较谨慎的，不会多说话的，但关起门来有自己的生活。不过“林彪事件”后，市民就开始有反思了，我发现，反对“四人帮”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样的案子很多。

    东方早报:普通市民是怎么看待遭受迫害的群体的？

    金大陆:这里有不同阶段，我后面会做关于上海“文革”自杀研究。在第一阶段初期，有一个自杀潮，但更多的自杀发生在1968年跟1970年，先是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把历史反革命都揪出来了。这样，把广大老百姓中有历史问题的地主、富农、腐败分子、叛徒全部揪出来，这一揪不对了，一下子死了很多人。然后接着就是1970年“一打三反”，这又死了一批人。老百姓感到有些恐怖，但沉下去后开始有了反思，更多的是对受害者的同情。比如，北京红卫兵到上海打死一个民主人士，他们打的时候，上海弄堂里市民都围观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北京红卫兵冲出来，他们又散掉。来来回回几个回合，不过最后他还是被打死了。

    东方早报:除了物质生活，情感和人际关系的压抑是没办法回避的。

    金大陆:那是一定的。以当时的婚姻状况为例，我从档案中发现，当时离婚率非常低，每天只有2对来办理离婚的夫妇。老百姓不离婚是为了什么呢？因为这个社会舆论太强大了，抽象的革命口号形成的氛围，带来非常强大的压抑感，这导致两性情感也受到革命影响。政治选择大于情感选择、友谊选择，这都是事实。但反过来，在这个压抑下还是有强烈的反弹和潜在的反弹，而这个反弹同时没有形成公开冲突。你说打架、偷情没有吗？当时也都有，尽管几十万人下乡，结婚的婚户数还是增加的。这是我用了档案材料来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