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深入刻画上海“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细节

    作者巧妙地选取了上海1966—1976年的人口状况作为全面叙述的切入点。为了读者搭建了一个既可以瞭望上海“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恢弘场景，以求深远地看到许多社会情状的背景；又可以开掘，以求深入地把握许多社会问题症结之所在的平台。从人口统计方面看，自1967年起，上海市区的总人口就一路呈现降低的态势，十年间共降低86.85万人，这主要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所致。与此同时，上海总户数的统计却呈现增高的走势，即十年共增多36.33万户。这说明“文革”动荡中，群众的日常生活（包括迁移分户、结婚立户）总是在平稳进行着的，群众对日常生活的追求也总是不懈的。这种交错勾勒出了一条正常的曲线。同时，上海“文革”十年间的结婚登记数据为279365对，尤其处于造反派夺权、武斗、大批判等沸反盈天的1967—1969年，结婚登记数为91958对，达32.9％。这说明时局动荡并不真正对市民的生活构成胁迫，社会上的谈情说爱和匹配良缘仍在大街小巷生动而活跃地开展着。反之，考察上海1966—1976年的总离婚登记数只有6489对，即偌大个千百万人口的城市，平均每天的离婚人数还不到2对。这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的是一座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圭臬的“社会伦理裁判所”！以至婚姻上出现了裂痕，却害怕被带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标签，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前途，而不敢迈出离婚这一步。但事实上的婚姻裂痕，却并没有因为当事人的忍耐而抺平；恰恰是这种忍耐，使当事人的意志和情感受到了更深重的压抑，只得慢慢地通过扭曲自我、磨损自我，熄灭自我，走向情感的枯萎和死寂。

    例如：“文革”十年间，上海的面粉年销售量平均达到337497吨，最高年份为1973年的392905吨；最低年份为1970年的259290吨。这是因为国务院决定利用国际市场大米价格上升（1吨大米可换2吨小麦）的有利时机，以出养进，增加粮源。这证实即便在“文革”运动的非常时期，作为国家管理的职责和功能仍在运行。所以鼓励城市居民多“吃面粉”，应该是相当正常的举措。以至当时上海的许多家庭学会了擀面条（菜汤烂糊面）、蒸馒头等家务活，摊面饼、下面疙瘩等则成了家常便饭。然而，值得追问的是：明明是正常的社会供需，为什么偏偏还要在宣传中强调多“吃面粉”，是“支持了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了世界革命”？如此夸张的推演，再加上宣布“严防敌人趁机造谣破坏”，必须“揭露和打击他们的各种阴谋活动”的严厉儆戒——恰是这一软一硬的两手，将意义的鼓吹和行动的惩治串联起来了。在此，固然是“文革”运动“政治至上”、“路线至上”的意识形态的牵引，但以非常的思维定势和话语体系，为正常的“生活习惯上的改变”涂抺一层大红的色彩，不啻是非常的荒诞和悲哀。

    又例如：“文革”时期，上海曾浇铸过三尊毛泽东金属塑像。同时，在同济、复旦、华师大、水产学院等校园里构筑了数座钢筋混凝土塑像。显然，这是“文革”非常形势的需要和造就，以至民间的情感正是通过对物质材料的雕塑，并倾注、凝聚于其中，而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和支柱。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个相关制造组织为攀比炫耀，竟然相互封锁关键技术；而在以建筑为专长的同济大学，却因排斥专家权威，发生设计失误，导致在建中的塑像轰然垮塌的事故。尤其令人难以置信是有些基层单位的派别冲突，竟然围绕着“为毛主席塑像”的事权，而展开激烈的争斗。如华东化工学院的一派别，九个月不去对立派在大草坪上建筑的毛泽东塑像前请示、开会。至于造像过程中，违反财务纪律，动用军需物资，挪用专项经费，更是比比皆是。这说明在一片歌颂声中，“为领袖塑像”的行为和主题，尽管不失外在的“神圣”，内质里却已经渐渐地被标签化，甚至被工具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