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里里外外都充满了智慧的书。诡异的智慧。是21世纪诺贝尔文学的诡异智慧。
    
    《别样的色彩》，属于智者的杂记随感，天然第一人称。
    
    真的是第一人称？
    
    一个写出“我的名字是红”那样众多的、诡异的第一人称的作家，请读者千万不要相信这个第一人称。不过，也需提醒读者和研究家们，请千万不要太自信地认定这个第一人称就一定不是作者的“我”。
    
    如此逻辑，“别样的色彩”，当然不是“色彩”。同理，也不要太自信地说帕慕克《别样的色彩》就一定不是色彩。
    
    突然，作者的“我”拼命隐藏到作品中的“我”的后面去了，让明晃晃的这个叫做帕慕克的作家体内再“隐藏一个作家”，而隐藏暗处的目的，就是要调一次皮，捣一下鬼。
    
    这大概是20世纪文学集体献给21世纪的诡异智慧了。博尔赫斯怀揣此智，卡尔维诺乐此不疲，埃柯变本加厉，而帕慕克靠着土耳其“皇天后土”，更把这个诡异智慧发挥到极致。
    
    《别样的色彩》第一篇《隐含作者》说得相当玄奥，可以说是一种灰色的诡异。很明显，作家要在美学的层面和理论家较量。帕慕克创造的“隐含作者”概念，一定会让当代文艺学者，至少让“帕慕克学”者费尽脑汁。“帕慕克”能成“学”吗？大概可以，即使不是“莎学”等级，也是“卡夫卡学”层次。他在《伊斯坦布尔》中提出的“呼愁”已经让世界各大图书馆的检索系统有一个新的“呼愁”类别了。我的研究生，哈萨克族，会说突厥语，我给他的学位论文题目是帕慕克“呼愁”词源学研究，目前正在加入中国研究“呼愁”的大军。开题报告的时候，专家就有异议，理由是“帕慕克的论文已经很滥了”，可见“帕慕克学”可能性之一斑。那么《别样的色彩》所收的这一篇《隐含作者》，大概又是“帕慕克学”的首要“文献”了，不久定会有帕慕克“隐藏作家论”的研究大军了。
    
    我倒是更喜欢看帕慕克别样的文献。
    
    伊斯坦布尔地震了，帕慕克的书房突然“原形毕露”。“我”那么信赖的书房，原来早就蓄意一场阴谋。“我的书房一定会借地震狂怒之机，对我图谋不轨”（《别样的色彩》世纪文景，2011年，121页。以下只注页码）。
    
    我见过帕慕克的书房，《别样的色彩》中描述的很多物件，如童车，如海鸥，如烟缸，如马蹄表等等都在书房。书，布满墙壁，直到屋顶。地震了，书架都在“吱吱呀呀地呻吟”。“这些毁灭性的暗示激怒了我”。帕慕克决定惩治“我的书房”——丢弃藏书！
    
    丢掉那些不喜欢又常年压在书架里的书，应该有一种终于解脱的快感，帕慕克却另有一种别样的色彩：羞耻：一份政治忏悔，一本蹩脚的翻译，一部时髦的小说……竟是“我”某一时刻花钱购买的，而且“在我的书架端坐多年”。
    
    直面自身羞耻的作家并不是很多。雨果似乎从未有这样的感情。而列夫·托尔斯泰从羞耻开始，以羞耻终结，成就了世界文学的最伟大的事业。
 
    帕慕克也可以说是一个“知耻”的作家。当很多同胞为伊斯坦布尔的伟大而自豪而自夸的时候，帕慕克却为伊斯坦布尔的破败、保守、顽固、僵化、肮脏而“呼愁”。
    
    面对书房那些“政治忏悔”、“蹩脚翻译”“当红小说”，帕慕克感到羞耻。帕慕克说他并非以这些书本身为耻，“而是为自己曾如此重视它而感到羞耻”。这是对自我历史污点的批判，更是对羞耻之书的无情挖苦。这里有哈姆雷特式的刻毒，有李尔王式的愤怒，却又智慧地收敛锋芒，把揭发羞耻的矛头对准自己的胸膛。《我如何处理掉我的一些书》，写在1999年8月17日土耳其大地震之后，那次地震，首震45秒，夺去了三万生命。帕慕克当然不会躲避直击灾难的责任，他笔下的大地震，有个人身陷灾难的种种细节，也有伊斯坦布尔人的恐慌，更有劫后清理书房时对无耻文人的讥讽。这些“别样的文献”，可作当代史读，亦可作匕首式杂文读。
    
    地震时候，如梦7岁。如梦是帕慕克的女儿，是他心头最疼的那块肉。《别样的色彩》中完整的“如梦题材”至少有6篇，是最有色彩的部分。中文版编辑们说：帕慕克的政治让人郁闷，但是，他写女儿，柔情委婉，趣味横生，编辑这些文字的时候，真是爱不释手，大有延误出版周期之虞。
    
    的确。
    
    请看《当如梦难过时》，说得多感人：“你知道吗？亲爱的，你难过时，我也会难过。我肌体深处的某个地方潜藏着一种本能（在我的身体里，灵魂里）。……仿佛我体内装着某个电脑程序，它说：每当你看到那个如梦难过，你就要难过”。
    
    请看《我不想去上学了》，说得真可怜：“我病了。你看不出来吗？只要有人一说‘学校’这个词。我就感到恶心，会胃疼。连奶都喝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