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上诺奖光环的外国作家中，帕慕克离当下的中国读者最近。他不像去年获奖的略萨那么烂熟，也不像前年获奖的赫塔·穆勒那样生冷。他的书刚刚进入中国不久，就传来获诺奖的消息，这不啻为对出版方眼光的最好嘉奖，而他的书，那本《我的名字叫红》，还裹着诱人的悬疑侦探的外衣，很是提升了诺奖作家引进版书在中国的销量与人气。他在5·12地震后访华，适时地表达了对中国人的灾难的关切，而他提到的曾亲身经历的土耳其1999年地震，又让人觉得这个作家与我们，又近了一层。此外，他还有很多地方容易和中国人共鸣，比如土耳其也有悠久的历史与传统，这传统这文化也时时面临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他不断思考东西方文化的选择与身份认同，他还表达西方以外的国家对美国所代表的强势西方世界微妙而复杂的情感。

    很少有谁像他，能将盘旋于众人内心的多重困惑，表达得如此清晰而富有层次，同时不带出幼稚的愤青气。他文字特殊的亲和力与感染力，还很容易让人把他认成我们中的一个，但他明显又不同于我们。“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可我觉得很有点怪，这就像是35年前，要是有人告诉我，在中国会有我的作品的研讨会，我会说这是一个神话，我并不会硬逼着我自己去打破这个神话。事实上，要是今天大家发现我不在这里的话，可能会更好。”

    2008年在中国，主办方为他举办作品研讨会，他就这样致了辞，然后离席。和此前同样获诺奖来华的大江健三郎决然不同——满头白发的大江，不仅全程参与了研讨会，而且会时不时附和一些人的发言。

    帕慕克个性卓然，但同时幽默风趣。他的文字，即使是《纯真博物馆》这样情真意切的小说，在描写主人公缠绵悱恻的恋爱场景时，仍不忘跳出来插一句诙谐的画外音：让学生们读这本小说的高中老师，如果有顾虑可以建议学生们跳过这一页。

    帕慕克被引进中国的作品有一系列，之前全是小说，而很多人则郑重地表示：他们在等这本《别样的色彩》，为什么？

    帕慕克：由碎片组成的一切

    《别样的色彩》，帕慕克的散文随笔集。帕慕克在其中谈论书，谈论家具，谈论创作，也谈论城市以及自己对父亲、女儿的情感，别样的色彩到底有多别样？我想从某天在拥挤的地铁里读这本书谈起，那时我恰好翻到《在夜的静寂中起床》，身边传来细细的咀嚼声，随之飘来肯德基、麦当劳快餐的味道。我没有抬头，却在心中暗笑起来，因为我已经把那个声音制造者，和书中那个用来吞吐烟灰、烟头的鱼形烟灰缸融为了一体。关于一本书应该在哪种场合阅读的问题，我总是在做判断分类，飞机？地铁？抑或枕边床上。我发现，无论我把这本书置身于哪个环境，它都有可以阅读的理由。比如地铁，我就觉得，它的文字片段，与身边生活，有迅速的融合能力。融合得如此魔幻，而又恰到好处。而枕边书，向来有激发我奔到电脑前写什么的冲动，而这本书也同样有此功能。尤其当他谈论父亲的手提箱，谈论对于书的处置看待方式，以及对一座城市声音的感受，都仿佛在提示我，你就没有类似的感受要写吗？

    帕慕克的文字，还有另外一些地方，让我忍不住大笑不已，就是他很会用文字，施行小小的“报复”，《我如何处理掉我的一些书》中，他描绘扔掉那些土耳其作家同行的书时那种快意，完全来自于他们曾经对他所做的诋毁，所以他这样形容他们：年龄介于五十到七十岁之间，愚笨、平庸、头秃顶谢，小有成就，而又早已江郎才尽。

    帕慕克曾和朋友谈论心目中所尊敬的德国作家本雅明，朋友说本雅明的作品漫无边际，像碎片一样断断续续，这正如生活本身。帕慕克说：“总有一天，我也会写出一本由碎片组成的作品。”

    现在，他写成了，我们也读到了。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有些人为什么会如此郑重地期待这本书，因为，很少有小说家的碎片文字，可以与他的小说表达，呈现出如此美妙的呼应、对称、延伸，同样的复杂缠绕，而又不艰深晦涩，是随性带来的多彩多姿，既智性也饱含深情。

    总之，令人解颐。

    灾难，微妙的耻辱感及其他

    也许，我们还有更郑重的理由在这个时候阅读这本书——刚刚发生的3月11日日本地震，三年前的5·12汶川地震，9·11制造者拉登的死亡，以及由此引出的一串涟漪。

    帕慕克回忆土耳其地震的文章有两篇：《伊斯坦布尔的恐惧》与《地震》。在这里，我们读到了同样的恐惧，同样的忧虑，还有这样似曾相识的字眼：“透过另一面，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脆弱，在恶魔的杰作面前，人们多么无能为力。我们感到，生命往往取决于那些我们最瞧不起的人，那些丑陋的承包人，那些收受贿赂的委员会骗子们，那些未加约束的建筑公司，那些我们抱怨多年的撒谎成性的政客，他们都来自我们中间，在我们之中。而责难丝毫不能保护我们，使我们免于他们的恶行。”似乎，还不止这些，更深处的黑暗是：“而这些悲戚诉苦的人，很有可能为了绕过建筑规章，偶尔也会去贿赂市议会议员，甚至还会认为不这么做才是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