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是工业革命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各国大行其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跃居统治地位，功利和实用成为社会崇尚的价值。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曾阐述十九世纪作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资产阶级把作家看成一种专家，不希望他如同在过去时代那样去思考社会秩序，只要求他阐述一些心理规律，让读者——主要是资产者——分享他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实际经验。而由于写作的本性是自由，作家需要维护形式自由。这就产生矛盾。最优秀的作家拒绝与资产阶级合作，他们吹嘘自己斩断了与资产阶级读者的一切联系。但是他们的决裂只能是象征性的，因为只有资产者读他们的书，能够给予他们荣耀。当福楼拜宣布他“把所有思想卑下的人都叫做资产者”时，他其实为资产阶级效了大劳:他让人们相信只要简简单单接受一种内心纪律就能剥离自己身上那个资产者；只要他们在私底下练习高尚地思想，便能继续问心无愧地享受他们的财产和特权。(参看《萨特文集·文论卷》第179－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萨特的看法是一家之言，过于概括，或许还有点苛刻。总之是，福楼拜晚年对世态愈加厌恶，讨厌公共事务、小市民习气和文场虚名。这种厌恶在他身上发展成愤世嫉俗。他一直想要用一部爆炸性作品来报复周围世界的愚昧与丑恶。 
　　 
　　 他准备了两年，阅读了大量资料，1874年8月正式开始写作《布瓦尔和佩居榭》，希望这部小说就是这样一颗炸弹。 
　　 
　　 小说的同名主人公是两个相交莫逆的公文抄写员。佩居榭得了一大笔遗产，两人便辞去工作，到诺曼底乡下买了一座农庄，自学各种学问，开办罐头厂，说了许多蠢话，遭遇不少挫折。最后他们心灰意懒，为了打发日子，重新干起抄写的行当。不过他们不再抄写公文，而是记录他们听到的，或者读到的，乃至在名家笔下遇到的种种不自觉的废话、蠢话。他们自己未必意识到这些话有多么乏味或愚蠢。 
　　 
　　 写作过程中，福楼拜感到困难越来越大，觉得自己整个身心都被两个主人公占据。“我变成他们。他们的愚蠢就是我的。”同时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蒂博岱先是指出，布瓦尔和佩居榭与包法利夫人，与《情感教育》的主人公莫罗一样，因其生性愚蠢，注定要在生活中失败。然后补充说:“他(福楼拜)从他们的愚蠢本性引出一种与他自己的本性一样的批判本性。在把他自己变成他们之后，他把他们变成他自己。于是在他们的思想里发育了一种不妙的能力，使他们能看到愚蠢而且对之再也无法容忍。”也就是说，作者对主人公产生好感，把自己的想法赋予他们，从而背离了他们原初的形象。再者，在现实生活中，自足自满、没有独立见解的人并非到处碰壁。市侩的典型，《包法利夫人》中的药房老板奥梅先生就是一个成功人士。他事业发达，参与公共事务，最后得了荣誉十字勋章。 
　　 
　　 这部小说没有完成。1880年作家去世后，人们在他遗留的档案中发现了没写出的最后两章的大纲，其中包括一部《庸见词典》。 
　　 
　　 编写《庸见词典》的想法，其实早于对《布瓦尔和佩居榭》的构思。1852年12月17日，他在给女友路易丝·高莱的信中写道: 
　　 
　　 我又回到一个老想法:编一部《庸见词典》(你知道这是怎样一部书吗？)序言尤其令我兴奋，根据我的构思，它本身就像是一本书，我在里头攻击一切，但是没有一项法律能因此找我的麻烦。这部词典将是对人们赞同的一切的历史性颂扬。我将证明多数永远有理，少数永远有错。我将把伟人送给所有笨蛋去糟践，把殉道者送到刽子手的刀下，而且用一种极端夸张的、火箭喷发一般的文体。比如说，在文学领域，我将证明——这很容易做到——平庸因为是所有人都能够得着的，才是唯一合法的。因此需要排斥任何种类的创新，认定它是危险的、愚蠢的，等等。(……)对于所有可能遇到的话题，人们将能在词典里按字母顺序，找到为在社会上做一个体面的、可亲的人而必须说的话。 
　　 
　　 在整本书里，将没有一个词是出自我自己的。一旦读了它，人们将再也不敢讲话，深怕会脱口漏出一句收入这本书里的话 
　　 
　　 这部同样未完成的词典没有作者曾预的序言。也许《布瓦尔和佩居榭》在某种意义就是它的序言。根据作者留下的片断，研究者编成这部《庸见词典》，一般附在《布瓦尔和佩居榭》后面。 
　　 
　　 福楼拜不能容忍的所谓庸见，是现成的见解、固定观念、多数人的看法，不假思索就作的结论、老生常谈。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是废话，是大实话，因你不说别人也知道，而且有人听了会烦；有时候它们是偏见和习非成是的谬误。姑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两人交谈，每当一人提到“金发女子”，另一人必说:“比棕发女子风骚。”若对方提到“棕发女子”，则要说“比金发女子风骚。”谈到“夏天”，必要接茬说“是奇热”；说起“冬天”，则要答腔说“总是奇冷”。然后补上一句:“比别的季节更有利于健康。”又如，提到“燕子”，必要称之为“春天的使者”。由于不知道它们从何处归来，就说来自“远方的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