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德莱尔、兰波特别是从马拉美，诞生出一个作家世系，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作家以上帝之死和词与物的分离为第一义，弃绝了叙事与表象，把文学隔离出世界，使作品成为独在一边的一个小宇宙，自足而且自我奠定正当性。谢阁兰是这个世系中的一员：他力图把《碑》写成某种像马拉美的“书”那样的东西，又在《勒内·莱斯》和《画》中展示语言的万能；面对现实主义叙事，他也总是以一种旨在创造形式的虚构去分庭抗礼。当然，谢阁兰是“双重”的，同兰波一样他即是旅行者又是幻视者；然而与兰波不同，他力图调和自己双重的行动，使旅行者的千山万水都服务于幻视者作品的孕育。在这一点上，《出征》是一个范例，因为在“真国之旅”——它的灵感来自中国土地上一次实际旅行——的虚构之下，作者进行了一次穿越文学的旅行，从而重申了他在美学领域一贯抱有的“仇视”和“偏好”。可是，《出征》同时也表现出修辞学令作者感到的窘迫，因为它是建立在二分法基础之上的，而世界给予作者的具体经验正在使他觉察到二分法的局限。也许是受了中国这个模特的影响，谢阁兰预感到“存在”——仿佛一条不可达到的地平线包围着他的全部作品一也许不该到“另一个世界”里去求索，而是在一种与世界的新的关系中追寻，一种参与和互动的关系，在其中各种矛盾都消解，而想象和真实显示出它们本是对等的。这个发现，没有被谢阁兰明白地表述出来，也许甚至没有清晰地出现在他脑海——如果不是以《出征》最后的那个象征；但是，它通过《出征》的许多段落透露了出来。这也许可以解释谢阁兰的这部作品——它曾被评论界忽视了好长一段时间——为什么能在今天引起凯尼斯·怀特、詹姆斯·萨克莱、米歇尔·德吉、克罗德·奥里耶这些诗人评论家的兴趣。与马拉美美学决裂的这些作家，有着和谢阁兰一样的关注：怎样和解诗和感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