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人的衰落》仍然以对城市生活及其发展的研究为基础，基本观点是惋惜“公共文化的终结”，认为现代生活中“公共人”已经衰落，而“自恋”成为“当今社会的新教伦理”。桑内特不赞成这样的局面，认为人们还是应该积极参与公共活动。

　　《公共人的衰落》中的这个论调，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有点显得格格不入。因为改革开放30年对我们公众生活的最大改善之一，就是将公众从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公共生活”中解放出来，给了我们生活中的私秘空间。在现代的都市生活中，公共生活正在渐行渐远。桑内特所留恋的“公共世界”，或许在中国中西部贫困农村中还能见到一些旧时光影——尽管这些地方大约从来没有进入过桑内特的视野。过度的自恋当然不好，但是这能否靠回返到“公共生活”中去救治，也是成问题的。

　　《公共人的衰落》书末，选了左拉那篇著名的《我控诉！》作为唯一的附录，看上去有些突兀，倒是别有深意。左拉当时的举动，确实是正直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不畏强权、不独善其身的典范。提倡此种意义上的公共生活，那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