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广场上公开的意见交流，塑造了最初的公共人。柏拉图说过，一个理想的城邦，人口不应超过五百人，否则人们就难以充分地分享共同的体验和意见。希腊的公共建筑或者空间往往是圆形，暗示着它没有严整秩序。但是圆形就有圆心，演讲者在这一点上发表影响全场的演说。

　　希腊的建筑如同他们喜欢裸露身体一样直截了当，虽有装饰却无掩饰。桑内特说，我们甚至可以从视觉与听觉两方面来审视希腊人的建筑。从视觉效果来看，建筑首先分成私人建筑和公共建筑。公共建筑多半又可以分为开放和封闭的两面。公共空间就如同人的裸体，具有最高的荣誉感。至今，希腊人仍然为他们曾经自由、公开的民主政治体制而感觉自豪。从听觉效果来看，数百人集聚的半封闭空间里，在圆形剧场所有人目光集中的圆心焦点，用动人的情绪演讲动人的话题。这种声音、这种热力可想而知是多么剧烈。希腊人把剧场造成圆形，只是为了让所有人的热力聚为一点。伯里克利提出，权力应该置于全体人民、法律之前，言语、行动乃至建筑设计都应该与这种民主思想保持一致。

　　相形之下，罗马人少了几分自信。维特鲁威的研究表明，罗马城有着明确的中心和规则的四边，是那种和苏美尔古城或者长安古城一样的“方格设计”。据维特鲁威说，这一切都在模仿人体。因为人体各个部分都是对称的，所以建筑也应该在比例和对称上达到和谐。哈德良皇帝最信这一套。他命令万神殿上面用圆顶，地板则铺成棋盘一样的格子，两边的壁龛也遵循对称和谐的原则。

　　希腊人无需这种几何想象，只要看看自己暴露的完美身体就行。罗马人小心谨慎，从法律到政治，从身体到法律到建筑，一切都要遵循线型的想象和周密的计算。可即使这样精心的设计，也无法挽救帝国的衰落。万神殿在建成五百年之后落入异教徒即基督徒手里，变成了教堂。万神殿犹存，罗马人的帝国却早就灰飞烟灭了。

　　肉体与石头     

　　桑内特还有一本著作已被翻成中文，即《肉体与石头》，讨论了现代城市、现代社会与我们身体的高度相关性。顶真地看，这种思想可以一直追溯到1628年，哈维医生出版了《论心脏的运动》。哈维发现“血液循环”，从而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身体的理解。很多现代学科都借鉴了这种观念，比如经济学中的重农学派以类似的模型来描述经济循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也不例外，要求我们动态地、有机地看待人与社会的组织关系。

　　日复一日地生活，宛如每天上演同一出戏，我们对自己扮演角色的行动已经驾轻就熟。然而每天的表演都有不同，生活中充满了惊喜或者意外。桑内特极为推崇这种“戏剧表演”社会理论，将这派的代表人物高夫曼作为自己研究的榜样。高夫曼曾经深刻地阐述过我们的表演人格，将每个社会人的人格分裂成主我和宾我，通俗化的对应物就是演员和导演。我们总是一边演戏，一边自我纠正不符合演戏标准的动作。上班时扮演上班角色，回家时扮演回家角色，一个人独处时就是演员和导演相互讨论剧本，追求更好的表演效果。

　　在不同时代，演员和观众的视角是不同的。较早时候，参与公共生活意味着要穿和大家一样的服装，戴一样的假发，说一样低俗的话。混杂在这样的人群里，才没有人觉得你古怪离群。随着时间改变，对于“私密性”或者“公共性”的认识发生了巨变，过去的文明变成了现在的野蛮，昔日的粗鲁则变成了今日的礼仪。今天，穿得和别人一样就是失礼行为，若是观看演出时流露出自然情感，更是会被认为举止轻佻。

　　男男女女各自谨慎地选择和别人有所不同、却也不是特别不同的衣服，这是一种每天都要锻炼的程度把握，使得大家在街道上很难相互“看穿”。若是他们出现在戏院或者音乐厅中，最紧张的事情是担心自己不能感觉到“正确”的感觉。当然有一种最好的对付这种焦虑的办法，与人们在街头保护自己的方式一样，只要不表现出任何反应，不表露出你的感情，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失态或者失礼。沉默就是行为学的矫正物。

　　从而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人们没有权利找陌生人说话，每个人都有一个作为公共权利的无形盾牌，也就是每个人都有不被打扰的权利。人们不再通过社会交往来参与和了解公共领域。到十九世纪，沉默的观察已演变成公共秩序的原则。如果我要和陌生人说话，首先得要对方原谅我的冒昧，因为我鲁莽地打破了看不见的界限。

　　因此，我们必然地走向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末尾得出的结论，他在几十年前就喊出“自恋是这个时代的新教伦理”这个口号，到今天已无数次地应验。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是一件好事，希望从自己与他人的亲密体验中发展出个体的人格，从而定义了一种没有上帝的人道主义精神：温暖就是我们的上帝。自恋，说到底就是对这种温暖的贪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