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现代年轻人的自恋绝非拒绝交流、缺乏公共性，真正缺乏公共性的倒是那些拒绝聆听他人声音的思想霸权。 

　　现代年轻人的自恋绝非拒绝交流、缺乏公共性，真正缺乏公共性的倒是那些拒绝聆听他人声音的思想霸权。

　　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喜欢谈论“公共秩序”，认为那种非亲非故的人之间存在的互动纽带以及法律关系可以被看作一种公共秩序。政治家看重这种纽带，普通人却更看重家人和朋友。我们要寻求真实的感觉，那种随大流的共同体对我们而言实在不大像真的，所以我们宁愿生活在只是由自己和亲朋好友构成的私人领域之中，体会温暖，那样就足够了。

　　美国社会学家桑内特一语道破近代社会公共空间转变的实质：不是人变了，也不是社会结构变了，而是人们对“私密性”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是那些需要投射到公众人物身上的需求发生了转变。每个人都扮演起观众的角色，退到台下来保护自己，并把自己变成了窥私狂。现代公共领域，就是一个人们相互看见却又彼此隔离的领域。如同我们坐在星巴克的透明玻璃幕墙边，看着外面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相互端详，却又装作完全没意识到的样子。

　　每天我们在马路上行走，都与无数路人擦肩而过，我们习惯性地低下头，眼睛往下看，做出一副对人无害的样子，换取别人对我们的宽容。就这样，在一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里，我们觉得无比的安全和自由。可是一回到家，打开电脑，我们立刻变得两眼放光，一面浏览八卦信息，一面开着QQ，一面写着博客，装作完全无知有千万双眼睛会盯住我们的博客一样。一种全新的公共秩序，早已随着电脑和网络的普及而自发演进形成了。

　　公共人的衰落    

　　现在有智者贤人哀叹，公共精神沦丧，公共空间崩坏，大家都不关心超出私人领域之外的问题，具有公共关怀的公共人不复存在。桑内特教授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以这个题目写了一本《公共人的衰落》，回应了这种批判。台湾译本作《再会吧！公共人》，表明公共空间并非不断毁坏，而是发生了改变，成为另一种公共空间，公共人在另一空间重聚。以旧视角观之，原本形态上的公共空间当然不复存在，人也都不见了。

　　按照桑内特的说法，当时一共有三种研究“公共空间”的学术理路。第一种以哈贝马斯为代表，自下而上，从社会的现实结构来探讨公共空间的可能；第二种以阿伦特为代表，自上而下，从形而上的政治美德来呼唤公共空间。桑内特自称介于两者之间，更贴近、更具象地研究人们对公共空间的“感觉”。

　　在我看来，这几十年对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变得热闹起来，已经涌现出更多的学术理路。但是讨论社会问题，只可能有两种学术态度。简而言之，一种是医生的态度，一种是病人的态度。社会作为一个自我组织的有机体，很不幸地、同时也是注定地罹患重病。哈贝马斯和阿伦特都是当代大哲，自恃聪明，为病态社会开出药方。桑内特则要谨慎很多，相信自己不过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病，吾亦病。根据切身感受指出社会的病灶，认为这才是社会学家可能尽到的职责。

　　公共空间有时拥有具体的物理空间形态，有时则取其衍生含义，将各种媒体也包含在内。但无论哪种公共空间，都不是脱离我们生活而自然存在。它的形成，除了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和众人的参与之外，还需要附加不同个人对这个空间的准确认知和理解。建筑史上有许多这样的失败例子，建筑师精心设计了宽敞、明亮、环绕绿化的公共空间，可是人们并不愿意像被参观的猴子一样呆在那些空旷、突兀的地方。与之相应，也没有店铺愿意开在那种无人逗留的地段。久而久之，原有的公共空间设计反倒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小偷、妓女和流浪汉的天堂。

　　与之相反，很多设计最初并没有公共含义，但却在运营过程中被大家自发地认同为公共空间。许多中国孩子都有多年来在肯德基和麦当劳做作业的切身体验。事实上，这并非完全因为孩子们认同那里的食物，很大程度倒是家居狭窄、易受影响而不得已的选择。相形之下，这些快餐店是街头数量最多、价格最低、环境最整洁、食品质量可接受且不干预孩子们吵闹的最适宜地段。孩子们的集体选择，成就了这些快餐店，使之成为中国现代特有的公共空间。

　　写作《公共人的衰落》时的桑内特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但是这点对他毫不新奇。他研究过古希腊的建筑，早就发现同样的道理。在那个时代，古希腊居民的住所都十分窄小，而且往往朝向不好，阴冷背光。城邦的男性公民除了睡觉以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共场所度过，所以他们的公共建筑都十分壮观。公共空间的壮大与私人空间的萎缩，很难界定两者的因果关系，但无疑这一建筑模式直接影响到古希腊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