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上海书评》封面写道：“《达摩流浪者》：失败的书”，而在正文中标题变成了“反理性写作的范本”。对于同一本书的书评为何出现两个不同的标题，我有点纳闷。也许这是编辑的小小误差。但就该书书评来说，我并不赞同书评作者对《达摩流浪者》一书的武断贬低，事实上作者正面对《达摩流浪者》的评述笔墨非常少，更多知识阐述垮掉的一代的历史背景和生成，而且叙述也混乱肤浅。一旦提到《达摩流浪者》，作者对该小说的评断可以以作者这句话概述——“《达摩流浪者》的情节平平无奇，如果说该书有什么亮点的话，那就是大量关于禅宗思想的介绍。遗憾的是这种介绍由于文化差异和翻译的错误而流于肤浅和曲解。”情节平平无奇？情节本来早已经不是评断一部小说的标准了，更何况和《在路上》一样，这两部“公路”小说取悦读者之处不在于引人入胜的情节，而是这些游荡的人“在路上”的精神状况，每一个渴望自由的读者都能在《达摩流浪者》中找到精神皈依。

    作者又说，凯鲁亚克在引用禅宗思想时的肤浅和曲解，这样的评断本身就是肤浅和曲解的。这部小说本来就不是在宣扬、介绍、研究禅宗思想，这样的工作更多是汉学家的事，凯鲁亚克在小说大量使用或者误用禅宗思想，只是在真实的表述他或者他的朋友们在那个时候的信仰、精神状态和精神信仰，借此来宣泄他们对西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基督教信仰的不满和叛离。这批人所建立的反文化运动最终没能成功，也许和是否真正理解东方思想也无关。作者说，小说是“反理性写作范本”，在笔者看来，他们反对的不是“理性”，他们反对的是一种将世界和人类社会拉入歧途的生活方式。当然习惯享乐的我们是不站他们一边，到底谁理性谁反理性，现在下判断实在太早。

    作者说《达摩流浪者》最大价值是自发写作，在我看来，从文学上看《达摩流浪者》甚至比《在路上》更好，后者的粗糙随意和混乱叙述都在《达摩流浪者》中得到改善。如果认真比较《在路上》和《达摩流浪者》，无论从结构还是语言上，《达摩流浪者》肯定精致许多，不可能是所谓真正的“自发写作”，当然是否自发，只有凯鲁亚克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