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世界，如何定义中产阶级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除了用财富划分的办法之外，中产阶级不再意味着有品位的少数人，指责中产阶级生活平庸盲目消费也不再适当，因为看起来中产阶级已经越来越庞大，庞大到它开始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几乎人人都可以称自己为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跟着令人眼花缭乱起来——极端发泄方式，寻找宗教安慰，四处旅行，当一两年农场主……并不见得每一种方式都值得仿效，但人们各取所需，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安抚疲惫而厌倦的心灵。半个多世纪以来，一切都在改变，唯一没有改变的似乎是：男人们永远在做着逃离家庭的梦想，女人们则一直思考如何找到自我。

　　方式之一：“垮掉的一代”变中年

　　上个世纪中期，研究“垮掉的一代”的著名学者诺曼·鲍德赫雷茨在题名为《一无所知的波西米亚人》的文章中写道：“在凯鲁亚克的作品中包孕着被压抑了的呐喊：杀死那些口齿清晰的知识分子们，杀死那些有耐心静坐5分钟的人们……50年代的这些玩世不恭的人们是文明的敌人。他们崇拜原始主义，他们崇尚天性、活力和血腥。这是来自弱势群体的精神反抗行为。”鲍德赫雷茨一直受到“垮掉一代”的拥趸们的责难，但他形容他们有活力，追求激情，这不能算是批评。刺痛“垮掉”青年们的，是对于他们的“反知性主义”（没文化）的暗示和“弱势群体”的评价。

　　没文化固然，“弱势群体”可是谦虚。今日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变迁，要从“垮掉的一代”说起。当年的“路上”青年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加里·斯奈德等一干人，大多出身中产阶级，富家子弟玩叛逆玩边缘玩出走很正常，只不过他们玩得过了，纵欲吸毒犯罪无所不为，年纪大了玩够了回到中产阶级，个个是社会精英，只给那些真正没钱没地位的普通劳动人民留下一句话：“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

　　相较于《在路上》的浮夸和空虚，它的续篇《达摩流浪者》更容易令反对派们接受。写作这本书时，凯鲁亚克已经35岁，“年事已高”的他虽然还有不时上路的冲动和野心，但无论是体力还是精神上都有些力不从心。在《达摩流浪者》中他着力塑造的形象贾菲（原型为加里·斯奈德），爱开性爱派对之余，也能静下心来做做文学翻译，研究鸟类学，甚至烹饪和植物学也有一手——这已经开始有了中产阶级闲适生活的雏形。凯鲁亚克在这位既有生活情趣又会翻译中国诗的朋友面前颇感自卑，也开始对“路上”的生活产生了不确定之感——反而比他早年没头苍蝇式的流浪让人更觉从容。他们依旧喜爱谈论禅宗，对禅宗的理解依旧停留在忽悠阶段，但凯鲁亚克跟着朋友去爬山的时候，也开始单纯地欣赏身边的风景而不去附会神的意旨，顺便说一句，当凯鲁亚克没有处于神灵附体的状态时，他描绘风景生动而富于激情，显示出了他的才华。《达摩流浪者》比《在路上》更加真实地描写了“垮掉一代”青年们的思维方式，包括他们激烈外表之下的犹疑和尴尬，自负之余对中产阶级实质的反思。从纯文学角度来说，《达摩流浪者》要充实和完整得多，也更反映出了上世纪中期美国中产阶级青年的生活方式和趣味。

　　方式之二：在马约卡度过四季

　　彼得·凯尔与彼得·梅尔都是英国人，都是欧洲中产阶级生活风尚的代表，在他们的职业履历中都有着高薪而受人尊敬的工作，然而他们都选择了与太太一起，暂时逃离城市中产阶级生活，跑到远离英国，比较知名又不是极其知名的地方——凯尔去了西班牙马约卡岛，梅尔去了法国古省普罗旺斯——盘下一个庄园，一个农场，开始了短暂的农夫生活。最后，他们又都回到了城市，继续繁忙庸碌的中产阶级生活。

　　他们的生活极其相似，连名字也仅差一个字，他们的生活经历，是今日西方中产阶级生活的典型模式。他们在叛逃之前，大多事业有成，攒下足够让他们恣意挥霍一段时间的资财，同时保有足够稳固不会因短暂离开而流失的资源，这两样保障让他们无所顾忌地开始新生活，并随时可以回到城市。他们是更为成熟的中产阶级，追求生活品质，尚未完全丧失动手能力，并且懂得对高消费的恶性循环保持警惕。无论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他们大部分都选择到欧洲生活，因为欧洲小城大多富于情调，生活悠闲，人际关系简单，对富足的中产阶级来说没有任何压力，开创新天地所需要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活乐趣，值得大书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