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著名作家奥尔罕·帕慕克5月21日飞抵北京，开始为期10天的访华旅行。 

　　面对灾难——与中国人民感同身受

　　帕慕克抵京当日，正是中国举国哀悼汶川大地震遇难者的第三天。未洗一路征尘，一袭黑衣的帕慕克便出现在媒体记者面前，他用简短的致词，真诚地表达对汶川大地震逝者的沉痛哀悼：“我一直在看新闻，我理解这场悲剧，因为9年前我曾经历过土耳其大地震。我想告诉全中国人民，我理解你们的伤痛，也欣赏你们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的团结。”他表示将把这次在北京和上海的签售变为义卖，收入全部捐献给灾区。在接下来的访问行程中,帕穆克在许多场合都表达着自己对中国灾区人民遭受创痛的悲悯情怀。

　　1999年8月，土耳其发生大地震，数万人丧生，伊斯坦布尔遭受巨大破坏。亲历地震的帕慕克将这次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那是一场持续了45秒，夺去了3万生命”的震动，“灾难使每个人觉得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了。仿佛最隐秘、最严酷的生活规律都已经暴露无遗，如同那些倒塌毁坏了的房屋中的家具一般。”

　　地震发生后，帕慕克曾到灾区帮助灾民，他说当时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要理解和帮助他人摆脱痛苦，同时面对废墟和悲伤的人们又在加深着自己的痛苦。伤痛迫使作家更深入地思考人生的意义，于是那一年，他写了许多关于苦难的文章。“虽然灾难不堪回首，但是面对灾难，人们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却让人感动难忘。”帕慕克的感受与今天的我们是如此相似。　

　　笔耕不辍——视写作为终生使命

　　1952年6月7日，帕慕克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个富裕的世俗化家庭。他从小接受的是西方式教育，从罗伯特英语学校毕业后，和他的祖父、父亲一样，就读于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学习工程建筑。3年后他放弃了这个专业，进入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新闻专业,然而毕业以后他并没有从事新闻工作，却倾心于文学创作，决心当一名小说家。

　　帕慕克的第一部小说甫一问世就反响不俗。1979年，这部名为《杰夫代特和他的儿子们》的小说获得土耳其《民族报》小说奖。从此他更加勤勉于写作，每日伏案达10小时以上。他视写小说为非常愉快的事，更将它看作终生的使命。他的作品被译成50多种文字畅销世界，讲述的故事题材却永远离不开土耳其。

　　帕慕克的小说在国际上声誉很高，他能够将复杂的内涵用娴熟的通俗的手法表现，更易于普通读者接受。

　　我从2005年起开始参与帕慕克作品的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雪》、《寂静的房子》等4部小说。其中《我的名字叫红》是帕慕克的第一部简体中文译作，一面世就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古老的伊斯坦布尔的凶杀案的故事，宫廷细密画家陆续死亡，在死亡背后，则是东方的宗教和艺术为了“自卫”而拒绝并排斥来自威尼斯的影响。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是帕慕克的一贯主题；在这之上，则是深陷这一漩涡的个人的传奇命运。小说展现了两种文明间的冲突，展现了业已被人们淡忘了的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历史和灿烂的宗教艺术文化。这部作品是帕慕克饮誉国际文坛的奠基之作，它因此荣获了法国文艺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和都柏林文学奖，从而成为包揽欧洲三大文学奖项的文学大师。帕慕克认为，中国读者之所以青睐这部小说，是因为中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同样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而此书揭示的正是这两股力量间的碰撞。

　　2006年，帕慕克由于“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并未止步，他对中国记者说，“获得这个奖项不会影响我对文学创作的努力，来中国之前，我刚刚完成了一部600多页的长篇小说《纯真博物馆》，就是要向世人表明，诺贝尔奖不是退休金！”

　　十日之旅——近距离感受华夏文明 

　　这次中国之行，帕慕克初识北京、杭州、绍兴、上海四城。所到之处，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他的独特气质所吸引。有人认为他谦虚、腼腆，有人认为他风趣、活泼，有人认为他书生气十足，也有人认为他特立独行，而所有这些特质帕穆克都具备。一如他在作品中描绘的人物那样，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表现：面对同行与文学评论家，他多少有些谦虚、腼腆，“不愿意当面听到夸奖、恭维”；面对记者，他能拒则拒，“想与他们保持距离”；面对译者，他嘘寒问暖，倾听困难，“希望译出高质量的译本来”；签售义卖时面对读者，他谦恭有加，向每一位读者都致以谢意。

　　作为世界级文学大师，帕慕克对中国文学也并不陌生。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阅读过鲁迅的《呐喊》（土耳其语版），后来在美国又接触了英文版的《红楼梦》，如今他又在读有关孔子的书，还读过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等人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