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向太后进言：“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作天下的榜样。”他捐钱一百万、田三十顷，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230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元始五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三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太平盛世。 

　　登上新朝皇帝宝座，王莽的成功并非偶然 

　　当年底，14岁的平帝死了，元帝已经绝后，宣帝曾孙辈王莽嫌他们都已成年，就提出：“兄弟不能相互继承。”所以在宣帝玄孙中挑选了一位只有2岁的刘婴。当月，武功县长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块白石，用红颜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大臣们让太后下诏，“为皇帝”就是“摄行皇帝之事”，这样王莽当了“摄皇帝”，立刘婴为皇太子，称“孺子”。

　　王莽要当皇帝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开始发动反抗。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祟，但只拉起了百余人的队伍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通告各地。长安以西23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令祥瑞纷至沓来。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今四川梓潼县）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匾，外面贴上两张标志“天帝行玺金匾图”、“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在匾里放的纸上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遵天命，还将王莽的8位大臣和他胡编的王兴、王盛和自己的姓名共11人写上，每人写上官职。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庙将金匾迎到未央宫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后一场戏。 

　　从阳朔三年（前22年）步人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31年时间。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西汉末年的条件，就不难发现，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汉宣帝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哀帝继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作为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同性恋伙伴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他执掌朝政。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43万万。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已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贫富相差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

　　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普遍不满，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在政界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 

　　王莽孝母、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等行为也都是货真价实的。 

　　王莽的多数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的建议，使贵族、官吏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当然皆大欢喜，得益的人又那么多，他们都会感激。王莽救济灾民的具体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带头捐资，在长安为灾民建房等，尽管未必都能落实，总能起些作用。他在长安为学者建住宅，从全国征集数千有本领的人和各类学者，知识分子自然会感恩戴德。 

　　脱离现实，托古改制，自走绝路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在他当了新皇帝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皇帝以后。王莽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