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一个本不那么有名，在简要的中国史中可以省去的角色，却连遭黄仁宇和葛剑雄两位名史家的惦记，完全是因为历史和道德在晦暗中干干脆脆撞出的电光石火仿佛照亮了新时代的前程。
    冯道的一生，简单来说就是在兵强马壮者依次坐庄的五代，能以宰相、太师或太傅的高位，“历事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未尝屑意”，这还不包括出仕契丹。正史中最邻近冯道时代的《旧五代史》对他做了两歧的盖棺论，既说他履行郁有古人之风、宇量深得大臣之体，并且做了不少有益于乱世民生的好事；又批评他的不忠。冯道并不觉得自己的歧路，自号“长乐老”，自评“在孝于家，在忠于国”，以致被“秀才教”中的欧阳修痛斥“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在欧阳修的时代，冯道就是这样一个“无廉耻”的典型。但千年后，其两歧的意义却引发黄仁宇“大历史观”下的一段生花妙笔：“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用道德解释历史，操之过急，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黄仁宇想用历史解释代替道德评判，葛剑雄并没有采纳这个新范式，而是在否定旧的道德评判标准的同时继承了旧的道德评判逻辑，认为与“忠臣”和“隐士”相比，冯道“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冯道的“第三条道路”“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这段调子不断升高，针对的却是欧阳修的分析，因为欧阳修认为与冯道同时代的士人虽然死节的少，但其原因之一是“高节之士恶时之乱，薄其世而不肯出”。显然，在葛剑雄眼里，冯道才是真正的历史英雄，是具有超出其自身时代意义的大英雄。
    近世史家中最以“了解之同情”著名的是陈寅恪，“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套用他的逻辑，不作如是观，则数千年前的旧道德与今迥异，必感可恶可耻。但他接着又提醒“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所谓还原历史，搞不好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烧饼翻过来接着烙。这就颇有些退亦忧、进亦忧的意思。五代的道德语境究竟是怎样的，已经不可确知，但在冯道群体代表的道德观之外，欧阳修秉承的“春秋遗旨”俱在传世典籍当中，韩愈的“道统”说已经提出尽管要等到欧阳修时代才灿放光芒。有意思的是，正是冯道立下了将石刻儒家经典改为雕版印刷的奇功。钱穆认为“晚唐社会少士，故五代十国继之”。但钱穆也和欧阳修一样发现了一个隐居山林的士人群体，冯道之流主导的政府不能教给他们士大夫的操守和事功，他们就在和尚庙和道观中读圣贤书，后来的范仲淹、胡瑗等也都是这么读出道统来的。欧阳修所谓的“高节之士恶时之乱，薄其世而不肯出”应有真切的见闻为基础，而非为了立论方便的臆测。所以，必须限制“习见以为固然”的语境范围，它只能准确指称“仕宦”群体的自我繁殖，而不能自然联想更广义的士人群体，历史在这里发生断裂，官僚集团的无行几乎空前放大，“为中国历史上最惨澹最黑暗之一时期”；但同时，在山林烛火之中，释家和道家还帮助儒家涵养着一个新世界。
    写到这里，似乎还只是约略勾勒了冯道时代的另一种道德语境和冯道们的对立面，但未能直接触及葛剑雄对冯道的褒扬。在乱世中，冯道的历史作用确不可一笔勾掉，我想起尚未求证的一段耳食之学：约在宋元之际两位士人对话，其一主降，理由是不降则无人存道统；其一主殉，理由是世变之际必然降者甚众，不有牺牲者则纵使道统得存而其精神已无，实亦与消亡无异。记得言者说不知应对二人作何评判，也就是不知应持何种“同情”。陈寅恪警惕滥用“同情”，是因为评论家会有意无意地以自身所处的时代、自己所熟习的学说，去“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排比对冯道的诸种评价，并不难发现“推测解释”的印痕，只是其中的委曲之处又往往在陈寅恪以“学”为旨归的出发点之外：欧阳修要呼唤“道统”激发士人救世的新精神，黄仁宇要提倡新历史观，葛剑雄要塑造新道德。事实是，如果历史学已经触及是否考虑以及如何考虑道德的层面，就已经超出了学术范畴而成为真正的社会文本，必然在现实中发生作用，即使写作者声称并无此意。此时，历史学的自我约束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