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也曾论世变之际士大夫的表现：“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陈寅恪笔下“贤者拙者”与“不肖者巧者”的狭路相逢、短兵相接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现场的道德评价之可能。之所以两者有褒贬之别，是因为“感受苦痛，消灭后已”与“享受欢乐，富贵荣显，身泰名遂”之间是“切肤之痛”和“切身之利”的区别，是直接的、现实的、不可互置的。于是，陈寅恪由了解而“同情”元白、“同情”中国思想，也由了解而“不同情”冯道。言为心声，“贤者拙者”与“不肖者巧者”的界定彰显了史家对新一轮世变的态度和信念；但更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明了“了解之同情”的法度所在。与超时代的价值准则站在一起的，是史家秉笔直书的冷峻。
    葛剑雄论冯道是从前南斯拉夫说起的，“由于国家分裂，新建立的国家与原国家间、新建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人们实在无法在忠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种宗教，甚至哪一位家庭成员间作出抉择，往往非此即彼，不能兼顾”。葛剑雄还计算了一个很有趣的“数目字”：从后梁肇造到黄袍加身，“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劳的局面。”用数字推理塑造虚假集体的手法固无太多需要讨论的。但将这段话与“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其中隐约闪现的指向未来之雄心。与道德相关的历史叙述，从来就不仅关乎其时与当下，而且面向未来，这是放大历史的精义所在。黄仁宇、葛剑雄都在由“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为历史学和现实社会的现代化开辟道路，道德是最好的“试金石”，冯道的“上升”和海瑞的“沉沦”，背后都有深意存焉。
    不提供历史和历史学的多个面相，而巧妙地以后世眼光褒贬古人、启示来者，与现代史学之真意相去有间。但埋伏深重的正是现代史学的自大，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节点上，历史被放大。冯道，这个极端年代的极端典型，获得了面向未来的机遇。
    “大历史，小道德”；或许只有缩小历史，才能发现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