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而在中国，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1本都不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最新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中国18-70周岁国民纸质图书阅读量仅为4.39本，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日前，《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已经草拟完成，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阅读这件看似非常私人化的事情，何以被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阅读立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1 好想法要有合适的人去执行

　　主持人：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要制定国家阅读战略，并得到了很多委员的支持。据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经成立了全民阅读立法工作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已经草拟,下一步将通过征求部委意见、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地方调研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继续修改完善。作为资深出版人，刘如鑫先生怎么看阅读立法？

　　刘如鑫：作为一个编辑，全民阅读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进而制定相关条例，当然是好事。谈到阅读立法，我看到网上有人说，是不是不读书就犯法？接着就表示读书是私人的事情，怎么可以从法律角度来作限定。那么所谓“阅读立法”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有些人无论是浏览网页还是在看报纸杂志，看到一个标题，就望文生义，大发感慨。我想这也是不读书或者没有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带来的浮躁之气。要发议论，先要搞清楚别人说的是什么。

　　去年我在法兰克福的火车上，看到坐在我后排有一位十来岁的德国小男孩，捧着一本厚厚的精装书在读，快读完了。经常有朋友问我，能不能给他的孩子推荐些合适的书来读。我的回答是，你看什么书，你的孩子就看什么书。一点都不夸张，有回在朋友家，竟然找不到一张纸一支笔来记电话号码。我想说，读书其实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氛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家庭里，如果大人不喜欢读书，自己在客厅里看电视，要求孩子到隔壁书房里读书写作业。那我可以说，任何人开出的书目对他的孩子都是毫无意义的。有人说，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其实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所以，把阅读提高到民族振兴的高度不为过也。

　　主持人：除了硬件的建设，您还期待看到政府通过立法等方式，给出版行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

　　刘如鑫：政府有两方面的事情可以做。一方面是建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等等，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推荐好书，领导干部带头读书荐书，写读书心得，谈读书体会，以此来带动全民阅读的风气。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编辑，有时面对的现实是尴尬的，譬如，最近文汇报报道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有105个版本，那么，我就在想，包括高校图书馆在内，你买哪一种。你是买最便宜的，还是买翻译质量最好的，或者还有其他个人化的选择依据。那读者要问，我怎么知道哪一本最好呢？我以为市场竞争中，还是有一些是应该有行业监管的，譬如前几年，在巢峰同志等呼吁下，辞书出版准入门槛的设立。出版也是一门生意，但是眼里只有经济效益，就会有人去盗印新华字典，就会出现一个人“翻译”几十部各个语种的文学名著的怪现象。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彻底的追究和制裁，认认真真出书的人会怎么想。来自政府层面的奖惩实际上是起到指挥棒的作用，考量一家出版社是更看重它的产量和利润，还是更看重它所创造的文化价值。阅读立法了，读者读到的是些什么书，就显得很突出了。作家张炜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大意是：网络上的那些小说，包括出版社的书，有不少是垃圾，读了没有好处，如果这是个别现象，还并不可怕，如果大面积地呈现这种状态，就说明我们的文明面临非常可怕的处境了。张炜的话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即便你认为现在还没到这样的处境。

　　主持人：无论是全民阅读立法还是设立全民读书节，从一个好的设想到获得好的效果，关键在于具体的执行。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刘如鑫：无论是立法还是设立节日，关键是有合适的人去执行，去落实。我有时候想，我们现在的出版队伍中，真正的爱书人究竟占比多少？有多少人下班后还会去逛书店？范用先生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做出版就是要“感情用事”。记得几年前，陈昕同志撰文追忆老市长汪道涵，这位一生爱书的老先生对他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从事出版管理的同志都是行家里手，像胡愈之同志、徐伯昕同志等，像上海的罗竹风同志、宋原放同志等，都是有几十年经验的一流的出版家。”他们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出版工作中去。做出版也需要有职业经理人，可以创造利润，但是如果没有对书的热爱，那他只能说是个经营者，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出版人。

    2 功利性阅读不是全民阅读的目标

　　主持人：关于阅读立法的话题是从今年两会期间的提案中产生的，听说葛教授也是这个提案的支持者。对于阅读立法这件事，您怎么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