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按照《明史·郑和传》的说法，“成祖疑惠帝亡海外，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实际是毫无根据的。据成书最早的明朝官方史书《成祖实录》记载，朱允炆是在燕王朱棣（成祖）的军队进入京师（今南京）后，在宫中自焚的。但民间一直有他削发为僧，从地道中逃脱的传说，并逐渐演变为完整的故事，清初谷应泰作《明史纪事本末》，有《建文逊国》一卷作详细记述。但建文帝流亡海外的说法，此前并无线索，以情理度之亦不可能。建文帝生于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年），一直未离开宫禁，建文四年（一四〇二年）被推翻时才二十五岁，毫无社会经验，更无海外联系，在没有可靠的外力支持下怎么可能逃亡海外？如果朱棣真的怀疑他未死，必定会立即大规模搜捕，何至于在官私史料中一无所录，连谷应泰也编不出什么具体情节？在国内也没有留意寻访追捕，怎么会查到海外去呢？退一步说，即使有建文帝逃亡海外的传闻，却没有任何对国内造成威胁的迹象，对朱棣而言，让建文帝终老海外不是更好的解决办法吗？再说，如果建文帝真流落海外，秘密寻访或许会有所得，如此兴师动众，岂不是预先警告他继续远遁吗？

  至于第二个目的“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是历来帝王用事海外的普遍心态，只是从来没有哪位皇帝会花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接连六次（第七次是其孙宣德帝所为）下西洋，并且越驶越远，到了此前从未到过的东非。首次下西洋距永乐帝篡夺成功不过三年，而且在此前二年的永乐二年已经派宦官马彬使爪哇、苏门答腊，李兴使暹罗，尹庆使满剌加、柯枝等国，如此急迫，显示还有其特殊目的。

  要说“耀兵”，总得与军事形势有点关系，而当时在军事上对明朝稍有关系的（实际还谈不上威胁）无非是蒙古、安南（越南）、日本，永乐帝都已分别处置，但于永乐三年（一四〇五年）至五年郑和、王景弘的首次下西洋经过的却是占城、爪哇、旧港、苏门答腊、南巫里、古里，是经今越南南部至印度尼西亚群岛，或许还到了锡兰（今斯里兰卡）。而永乐五年至七年的第二次下西洋到了锡兰，航线与第一次大致相同，显然也与军事无关。

  近年有学者提出，郑和下西洋或许是永乐帝军事大战略的一部分，是为了联络西亚，对付蒙古。此话貌似有理，实际却经不起推敲。如果当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前对西域的形势还全然不知，那么在明朝初年，蒙古、西域的地理已经了如指掌。从成吉思汗西征，到元朝与蒙古四大汗国形成，亚欧大陆已连成一体，元朝与西域之的交通往来已相当频繁。永乐帝难道还不知道，如要从战略上牵制或包抄蒙古，西域（今新疆和中亚）才是关键，何必舍近求远，绕那么大的圈子？离蒙古越来越远，根本沾不了边。

  明朝当然要考虑制约、防范蒙古，所以在永乐之前的洪武二十九年（一三九六年）已经派陈诚往西域撒里畏兀儿（今青海省西北），建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永乐十一年（一四一三年），诏令中官李达护送帖木儿国王沙哈鲁派遣的使者回国，随行人员中有典书记陈诚，回国后撰成《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进呈御览。永乐十四年，陈诚护送哈烈、撒马儿罕、俺都淮等国朝贡使臣回国。永乐十六年，陈诚护送哈烈沙哈鲁、撒马尔罕兀鲁伯派遣的朝贡使阿尔都沙回国。如果永乐帝真要为了对付蒙古而实施什么外交甚至军事战略，已经有足够的机会。

  而且在郑和前三次下西洋采取的有限的军事行动，都是针对沿途或当地的敌对势力，从未离岸深入。从第四次开始，已经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那么郑和究竟为什么下西洋呢？这要从永乐帝朱棣夺取政权后的形势分析。

  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将帝位传给了皇太孙朱允炆（建文帝）。建文元年（一三九九年）七月，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在北平（今北京）举兵“靖难”，至四年六月兵临京师（今南京），建文帝于宫中自焚，朱棣入城即位。尽管朱棣顺利夺取政权，但如何取得合法性成了最大的难题。因此，他立即以利诱和威逼手段争取建文帝的重臣、文学博士方孝孺的合作，条件就是为他起草登极诏书，企图将自己的篡夺行为解释为周公在兄长周武王死后辅佐侄儿成王。方孝孺严辞拒绝，被灭十族（九族加朋友弟子）。接着朱棣宣布革除建文年号，称洪武三十五年，取消了建文帝的合法性。以明年为永乐元年，表明自己直接继承太祖皇帝。永乐九年下诏重修《太祖实录》，据吴晗考证，这次和以后的重修，目的都是为了篡改有关史料，证明太祖皇帝生前早已属意于这位四皇子，因而取代建文帝完全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