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朱棣在这方面不遗余力，显然收效有限。如永乐元年曾下令“禁亵渎帝王之词曲”，限五日送官烧毁，“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这些词曲亵渎的对象如系历代帝王，大可不必在即位伊始就如此厉禁。朱元璋时实行严刑峻法，不大可能再有亵渎他的词曲流传，最大的可能就是民间因同情建文帝而流传的亵渎了朱棣的词曲。朱棣的内心始终是空虚的，恐惧的，因为天下人都知道建文帝合法继承皇位又被他以武力推翻的过程。尽管他可以销毁证据，篡改史实，但这三年多的历史空白是无法填补的。

  历代帝王往往通过发现“祥瑞”，编造图谶，证明自己“天命所归”。但这主要用以起事开国，或篡夺之前，而朱棣是事后弥补，即使能骗后人，却骗不了当世人。所以他不得不乞灵于另一途径，制造梯航毕集，重译贡献，万国来朝的盛况，向天下臣民证明自己才是膺天运，继大统的真命天子。这才是朱棣派郑和率领史无前例的庞大船队、二万多士兵，“多赍金币”“以次遍历诸番国”的目的。

  果然，郑和的船队返回时，“诸国使者随（郑）和朝见”，还带回大批各国的“贡品”，尽管提供的“回赐”远高于这些物品的市价。有的国还专门派遣使者，如永乐五年，满剌加使者来朝。六年，浡泥（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携家属、陪臣一百五十多人来朝，两月后病逝于南京。但这丝毫不减弱扩大“万国来朝”影响的效果。国王一行在福建登陆后，一路受到沿途州县隆重接待，到南京后皇帝多次赐宴，死后以王礼葬于安德门石子岗，并寻找入中国籍的西南夷人为国王守墓，每年春秋两季由专人祭扫。永乐九年，满剌加国王拜里米苏剌率妻子、陪臣等五百四十多人来朝。永乐十五年苏禄国（今菲律宾西南）东王、西王、峒王携家眷、官员共三百四十多人来朝，从福建泉州登岸后，沿途受到隆重接待，又派专使在应天府（南京）宴请接风，又陪同北上，到北京后朱棣亲自款待。使团留京近一月，三王辞归，又派专人护送。至德州时东王病殁，建陵隆重安葬。

  郑和带回来的“贡品”中如果有见于古籍记载的“瑞兽”，或者中国从未见过的珍禽异兽，其作用更非同寻常。如永乐十七年郑和第五次远航返回，带回的贡品中就有阿丹国所贡麒麟，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所贡花福鹿（长颈鹿），足证圣天子的声威无远弗届，也证明大明已是千古未有的太平盛世，一向声教不及的远人才会贡献如此珍贵的瑞兽。皇家画师奉命绘图记载，文武百官观赏后恭呈颂扬诗文。

  这些活动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遍及明朝各地，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民间对朱棣的负面影响，增强了政权的合法性，也使朱棣得到自我陶醉。正因为如此，郑和的船队才会一次又一次出发，并且越驶越远，直到东非。这也证明了郑和的船队曾经到达南极洲、美洲的所谓新发现纯属无稽之谈。既然郑和远航的目的是号召和组织“万国来朝”，是为了扩展大明的声威，他的目的地自然是有人有国的地方，实际上他正是循着阿拉伯人已经开辟的航路和积累的知识，由近及远，一个国一个国地拓展的。他不需要也不可能去一个事先一无所知或已经知道没有人的地方，或者远涉重洋去发现新大陆。这与以探寻新航路、殖民地、土地、资源、人口为目的的西方殖民者、探险家、航海家是完全不同的。

  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在宣德年间就被全部销毁，这样的推测已经找不到直接的文献根据，但还是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宣德六年（一四三一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出发时，分别在浏河天妃宫（在今江苏太仓市济河镇东北）和长乐天妃行宫（在今福建福州市长乐区西）立了《通番事迹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前者立在当地天妃行宫的墙壁中，无湮没无存。但在明人钱谷所辑《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十八《道观》中录有碑文。后者至今保存在长乐区的吴航小学内，碑文内容与《吴都文粹续集》所录大同小异。摘录相关内容如下：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以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奉琮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赉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渺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