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人们的印象中，唐太宗李世民以明君的形象载入史册。他从谏如流，知人善任，开启了唐帝国的盛世篇章。可尽管如此，“玄武门之变”仍然是他身上绕不开的话题，为此他与贞观史臣合谋，修改史书记载，试图淡化“玄武门之变”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唐太宗何以如此，历史的真相又是怎样，今天我们选摘《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二十个片断》中的片断《唐：玄武真相》中的部分内容，看葛老师如何解读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武德元年（六一八年）定都长安后，李渊随即立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作为储君，建成的主要职责是帮助高祖处理日常政务，“高祖忧其不闲政术，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并委派德高望重的老臣李纲、郑善果辅佐。而领军作战、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的任务基本上都由秦王世民承担，客观上为其建立显赫的战功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的局面。（同上）如果仅从这一点便认定建成的政治、军事才能远远不如世民是很偏颇的，刘黑闼事件就是明证。

  窦建德为唐军击败后，其部将刘黑闼于武德四年（六二一年）起兵，很快重新占领旧地。世民奉命围剿，实行残酷镇压，被俘虏的小头目都杀死示众，妻子都由唐军抓走，连刘军投降都不接受。唐军付了极大代价，勉强取胜，但仅隔数月，刘黑闼于武德五年再度起兵，“旬日间悉复故城”（《旧唐书·刘黑闼传》），并定都洺州，称汉东王。此时建成接受王珪、魏征的建议，主动请令征讨，一改世民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所获俘虏全部遣送回乡，“百姓欣悦”，于是刘黑阀众叛亲离，本人也被活捉。仅两个月时间就平定山东，这些都是《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都承认的事实。可见建成的军事才能绝不亚于世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资治通鉴》为了贬抑建成，借王珪之口说“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建成正可借此轻易博得勋名云云。但对照《旧唐书·刘黑闼传》，形势并非如此明朗，刘黑闼再度起兵后，凭借突厥兵力进攻山东，瀛州刺史马匡武城陷被杀，贝州刺史许善护全军覆没，淮阳王李道玄战死，原国公史万宝大败而逃，沧州刺史程大买、庐江王李瑗弃城逃走，可见其声势非常浩大，所以齐王元吉也“畏黑闼兵强，不敢进”（《资治通鉴》卷一九〇）。

  旧时史家的记载，均众口一辞称建成、元吉嫉贤妒能，两人狼狈为奸，多次阴谋加害世民，玄武门之变实在是他不得已之举。据说玄武门之变发生前三天的六月初一晚，建成召世民到东宫饮酒，在酒中下了毒药，世民当即“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被叔父淮安王李神通扶回西宫。此事的真伪实在令人可疑。建成既然要置世民于死地，必然要用剧毒，世民当场吐血数升，说明毒性已经发作，回家后居然平安无事，莫非用了假冒伪劣产品？而建成居然没有预伏甲士，听任世民活着脱身，以建成的政治经验，难道不知道毒杀未成的严重后果吗？再说，既然世民早已掌握建成“淫乱后宫”等诸多罪行，又有叔父目击自己被毒的铁证，为什么还要等两天后再向李渊告发，而且绝口不提毒酒事件呢？看来此事多半出于贞观史臣的虚构。

  建成系高祖与窦皇后所生嫡长子，立为太子名正言顺。他曾为大唐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掌握着东宫独立的武装长林兵，并且获得手握兵权的四弟齐王元吉的支持。高祖最为信任的宰相裴寂，也是建成的坚定支持者，高祖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等人经常说建成的好话。显然，建成的“接班人”地位十分稳固，完全没有搞阴谋诡计的必要。而世民身为次子，正常情况下绝无做皇帝的可能，除非发生意外，或采取政变夺权，可见他才有背着高祖与建成暗中活动的必要。世民确实早有夺取皇位的野心，据《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世民平定长安后，秦王府很多文武官员被调赴外地，使得他颇感不安。谋士房玄龄告诉世民，这些人调走得再多，也用不着可惜。但是杜如晦就不同了，此人是辅佐帝王之才，如果你只想当一个藩王，杜如晦这样的人也没什么用，但是如果要“经营四方”，则非此人莫属。世民闻言大惊，“你要不说，我差点就失掉这个人才。”急忙将已外调为陕州总管府长史的杜如晦调回。这些对话不可能出自《旧唐书》编者的杜撰，想必本自贞观史官的实录。当年收录此事无非是为了突出世民重视人才，却无意中暴露了早在建唐之初，他就在积极筹备“经营四方”，蓄谋夺取皇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