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储位斗争中，高祖李渊的态度颇为关键。按两《唐书》和《通鉴》的说法，早在晋阳起兵之初，他就许诺要立世民为太子，只是被世民坚决推辞了。到了武德四年（六二一年），高祖再次私下许诺立世民为太子。言之凿凿，似乎确有其事，但却与同一来源的另外几条材料相抵牾。东都之役后，李世民逐渐以洛阳为基地、扩充自己的势力，于武德四年设立文学馆，招徕了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等“秦府十八学士”，武将则有“八百勇士”，引起高祖极度不满。武德五年他对宰相裴寂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此后对世民的军政权力加以限制，于同年四月将其兵权转归齐王元吉，不久又罢免了他的陕东道大行台、都督山东河南河北诸军事的职务，由太子建成取代。接着又驱逐了世民心腹房玄龄、杜如晦，以至六月初三夜世民召二人密谋时，他们都是身穿道服化装潜回的。高祖还曾经当面斥责世民：“皇帝自有天命，不是靠智力可获得的，你何必那么急着想要呢？”（《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由此可见，李渊在立储一事上，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从未倾向于世民。在这种情况下，身为皇位合法继承者的太子建成要除掉意欲篡夺的世民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谋士魏征就“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同上）。尽管建成采取了不少维护自己地位、打击秦王势力的行动，但始终没有采纳直接刺杀他的建议。武德七年（六二四年），齐王元吉自告奋勇要为建成除掉世民，“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同上）。即使史籍中所说建成等人“日夜谮诉世民于上”（同上）完全是事实，也只能说明建成一直希望能够通过高祖作主，按正常程序解决兄弟争端，而不愿骨肉相残。直到玄武门之变的当天，建成接到张婕妤密报，得知世民在高祖面前密奏自己淫乱后宫，高祖将召兄弟三人入宫“鞫问”，李元吉主张应该“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同上）。而建成却认为应该与四弟入朝，亲自向高祖说明（同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便坦然入宫，可见对他“性颇仁厚”、“亲慈”的说法绝非子虚乌有。而世民在种种情势均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要夺取皇位，惟有孤注一掷，发动政变对自己的同胞兄弟下手。陈寅恪曾据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P2640 《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考定，玄武门之变太宗取胜的关键在于收买了原建成的亲信、玄武门守将常何（《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可见玄武门伏兵绝非仓促之计，这血腥一幕的出现只是或早或晚而已。

  由于唐太宗与贞观史臣的合谋，要复原“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已经不可能了。但我们完全可以推测，这是唐太宗蓄谋已久的一场政变，而皇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却毫无戒备，以至在获得明确情报后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遭伏击后才夺命而逃，自然必死无疑。被武力胁迫的唐高祖只能就范，在完成了宣布儿子建成、元吉的罪状，杀死了十个年幼的孙子，改立太子，转移权力的手续后，老老实实做了太上皇。

  就在二十二年前的隋仁寿四年（六〇四年），太子杨广因为有被废的危险，就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其父文帝杨坚和其兄废太子杨勇自立。所不同的是发动政变的主人，一个是“接班人”位置受到威胁，另一个却根本不是“接班人”；一个是杀了父亲，一个是让父亲做了太上皇。不过要是唐高祖不愿就范，不主动配合的话，让年已六十的皇上“驾崩”，焉知不是尉迟敬德执行的方案之一？留在史书上的隋炀帝杨广，是一个荒淫无耻，灭绝人伦的暴君，而导演了一场同样宫廷政变的李世民，却是大唐帝国的缔造者，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当然与两人的所作所为有关，但更是隋炀帝亡国的结果。要是隋朝不亡，炀帝也像唐太宗那样在《实录》上下些功夫，今天我们了解的杨广就不是那样，也绝不会获得“炀帝”的恶谥，遗恶万年了。

  评判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用道德标准，而要根据他的全部功过。尤其是对帝王和政治领袖，主要要看他对当时的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而不必过于注重他的个人品质或私生活。尽管李世民是以残酷、卑劣的手段成为唐太宗的，但唐太宗的历史贡献还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应该完全相信他一手炮制出来的史书，让“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永远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就是对被人津津乐道的“天可汗”称号，也不要太当真。在只有汉文史料的情况下，谁知道这是不是哪位唐朝词臣的杰作或蓄意误译，就像乾隆时英使马戛尔尼来华，天朝大臣们将英国国王平等的问候信译成“恭贺万寿”的表文那样。在我们读到残留的突厥文碑文时，可以肯定国破家亡的突厥人绝不会对“天可汗”那么尊敬，被武力纳入唐帝国的各国各族真会对唐太宗衷心爱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