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第二次回到纽约，在夜晚的市场街头拣拾烟蒂，当他经过一家卖炸鱼和土豆条的小店时，店里的女人惊恐地以为“我”带着枪，要打劫，“我突然觉得她是二百多年前我在英格兰的母亲，我则是她的以抢劫为生的儿子，刚出监狱，来小店勒索她诚实的劳动所得。”在这样的城市夜晚，作者由此产生的灵魂震撼使他的内心产生冗长的生命体察：“刹那间，我达到了一直想达到的心醉神迷的地步，那就是彻底跨越年代学的时间，进入亘古的阴影，在凄凉的凡人的领域里惊异地左顾右盼，感觉到死亡在催促我往前走，幽灵追随他自己，而我则匆匆奔向所有的天使起飞投入圣洁虚无的跳板，明亮的心灵要素中发出强烈得难以想象的光芒，无数安乐乡在星球像飞蛾似的旋转的太空中纷纷坠落——”《在路上》始终在记录这样的融入整体世界的感受和思考，并最终获得自己的答案。

残酷青春的反抗实践
    对于现代人而言，工业和消费社会程式化的麻木生存已经成为某种终极的困境，青年能够尚且保持敏感的灵魂自由愿望，然而往往以最快的速度坠入坚不可摧的资本工业体系构筑起来的异化世界，并且以最快的时间在这种现实的泥潭中麻木，青春就这样下了地狱。如果坐在办公室的尚且认为自己年轻的人某一天突然在这种疯狂运转的生命消耗中抓狂，并因此为自己廉价的青春放生痛哭一场，那么他自然会抓起《在路上》这样的书来看看，并且由此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产生回到一种生命实在的生活中去的强烈愿望。这也是“垮掉的一代”作为一种命题近十年来在国内逐渐展开的根本原因：事实上，被翻译成“垮掉”的ｂｅａｔ至少还包含“绝望的疲惫”的意思。

    疯狂的工业消费社会一方面不断地调动人作为物质动物的身体快感的同时，更让人油然而生精神幻灭感。前面已说过，垮掉的一代在选择之前某种意义上已经完全确立了价值观以及对抗的方式和目的。而在更为年轻的未成年世界，这种异化世界的抓狂则不断地爆发更为可怖的精神危机。残酷成为工业社会文学艺术的另一大主题。

    残酷青春的实践者有他们反抗成人社会秩序的极端方式，最为微弱的是在文化道德上对成人世界的冒犯。某种意义上说，成人世界构成了对未成年世界的规训和围追堵截，而相比之下，未成年世界是脆弱无助的。他们对外在世界构成的非常压迫更有超常的敏感。牺牲了的少年维特属于古典时代，而在二十世纪，第一次对成人世界的虚伪荒诞保持一种少年的世故和绝望的玩世不恭态度的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小主人公，他只在蔑视和嘲讽。这只是美国社会中未成年对抗社会的一种方式，更多的问题少年则在尝试各种极端的方式，比如吸毒和暴力事件。看过《青春残酷物语》和《轱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朋友都会知道这一点：少年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他们无法避免成人世界地狱般的龌龊和苦难。在电影《大逃杀》中，少年们被迫参与相互杀戮，是因为他们“蔑视长辈”，冒犯成人世界。就是说，他们的生存权利在成人手里，在官僚和资本手中。成人随时可以围堵和规训他们——按照成人自己认为的合法合理性。

    获２００３年英国布克文学奖的《弗农小上帝》正好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主人公是一个满嘴“他妈的”的十六岁男孩，他的生活主题中有“女人的内衣”、一个生活困顿的单亲家庭庸俗而不聪明的“受苦的母亲”，他“不学无术”，他被怀疑是一起校园枪杀案的凶手，并且在成人世界对他完成的一系列围追中，进一步升级成为连环杀手，十几宗命案在身，然而漫长荒诞的围追的结果是：他是清白的。在这整个过程中，作者力图表现的是：一个肮脏龌龊的成人世界，治安官和媒体，甚至朋友，关于一起少年杀人案，每个人都仅仅是努力从中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司法题材的故事，与《局外人》不同的是，莫尔索杀了人，不断地接受令人发狂的道德审判，而小弗农根本没杀人。这是一本抓狂的小说，但是翻译使其气质变得斯文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小遗憾。

    这部小说最大的价值并不体现在文学上，《在路上》、凯鲁亚克或者说“垮掉的一代”的诞生，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小说的文化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垮掉的一代”的作品数十年来在国内有众多读者，我想吸引国内读者的重要原因是，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和整个社会的浮躁与我们的年轻人和当下中国社会有着某些相通之处。——王永年（《在路上》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