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约是在读中学的时候听说堂吉诃德的，但也只是听说而已，真正了解还是在上了大学以后。
    一九五六年的初秋，我正年轻且又单纯。当时，我糊里糊涂地从东北的春城来到了首都北京，糊里糊涂地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随后又糊里糊涂地学了西班牙语。我说“糊里糊涂”是千真万确的，毫无夸张之意。那时候，很多人都把到首都读书当成最大的理想，至于学什么，并不特别看重。我正是这类人中的一个。当时，我怀里揣着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两份入学通知书登上了火车，心里并没有想好究竟准备到哪座学府去就读，打算首先碰上哪个学校就去哪个学校。然而，造化弄人，出了北京站之后偏偏是哪个学校也没碰到。这时候，跟我同行的同学吴广孝要我跟他一起去外国语学院，我也就欣然同意了。到了学院以后，负责接待我们的偏巧是西班牙语专业的学长，他们极力撺掇我们选学西班牙语，说是西班牙语如何如何优美、西班牙的文学传统如何如何悠久与辉煌，其中特别提到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我终于选了西班牙语专业，很快又去图书馆找来当时仅有的《堂吉诃德》第一部的译本，但是，很遗憾，只读了几章就放下了。后来又试了几次，却始终都未能读完。一年后，我买到了《堂吉诃德》的原文版本，但是，当时还没有读懂的能力。
    我真正了解《堂吉诃德》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读的是西班牙文的原文。这一次，拿起来就放不下，一口气将第一、第二两部连着读完了。此后，虽然没有再次通读全书，但却不时地将那书取来随手翻开读上一章两章，其乐趣实在是难以形容，从而以自己的经验对马克思为什么总是向人推荐这部著作而且又一定要人阅读原文有了初步体会。我从这里感受到了翻译的悲哀。翻译是一项绝对不可或缺的社会需要，然而，却又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凡是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知道“traduttóre,traditóre(既是翻译，必定歪曲)”这句意大利文成语，在这里“翻译”竟同“歪曲”划了等号。这话虽然刻薄，倒也道出了准确传达作者本意实在很难很难的实情。塞万提斯本人对翻译也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他在《堂吉诃德》第一部第六章里曾假借神父之口说过：翻译作品，“无论怎么用心，无论多有本事，永远也不可能具有原来的韵味。”而在第二部的第六十二章中，他则更进一步让堂吉诃德作出了这一著名论断：“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犹如反看佛兰德壁毯，虽然看得见花纹图案，但却缀满使之大为失色的线头，见不到正面的光洁与绚丽。”
    我之所以要讲这些，是因为世事实在难料。我一直以为自己同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所能有的不过就是一个普通读者同一位伟大作家及其不朽的作品的缘分罢了，做梦都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竟然也会动笔炮制出一个新的《堂吉诃德》译本，而且还是在已经有了多种译本之后。现有的塞翁的译者中有老一辈翻译家、有我的大学同学、有我的熟人，我的介入似乎很有点儿不合时宜。然而，经过认真权衡，虽然自知冒昧，还是义无反顾接受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约请，完成了《堂吉诃德》的新译本。因为我觉得，不同的读者在读过同一部文学作品之后总会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同样，不同的译者对同一部原著的解读和处理也会千差万别，从而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就会多少有些不同。这也正是我愿意试笔的动力之一。就我本人而言，通过翻译，获益甚多，自以为对这部传世名著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堂吉诃德及其善良的侍从桑丘的种种荒诞言行，越到后来就越让我笑不出来，相反，我感到的是一种无法名状的悲哀。
    《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个巅峰，已经在世界上流传了几百年，相信还将继续流传下去。这个译本毕竟要帮助一部分中国读者走近永远活着的堂吉诃德，至于读者会从中结识一个什么样的堂吉诃德，将会只有读者本人知道。作为译者，我要说的是，为使读者认识更为接近塞翁心目中真正的堂吉诃德，我已经用了心、尽了力。但愿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年龄的读者能从这个新译本中得到有益的启迪，我将为此感到最大的荣幸和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