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人事，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人的品质、人的矛盾。拿文学和科学而言，一个偏于怀旧的情愫，因而常常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另一个则偏于超越的理想，于是每每厚今薄古、一往无前。换言之，文学家诉诸情感，往往一厢情愿地追怀过去、贬斥现实、怀疑未来；科学家诉诸理性，总是以己之长克人之短，以今之二去昔之一。文学可以改造灵魂，科学可以改造自然。文学改造灵魂的前提始终是人性的弱点；科学改造自然的后果永远是自然的报复。因此，无论文学还是科学，都是自相矛盾的，是人类矛盾本质的鲜明表征，但同时又是人类自我平衡的两只羽翼。每一个人从小到大，每一次进步都是有意无意地同自己或他人的动物性作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一直从个人延伸到社会、到世界。人类在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任何时候都不能幸免。即便是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人文主义，也未能摆脱人类最初的根性：利己主义。不是吗？人文主义勃兴（或谓“复兴”即欧洲文艺复兴）之际，恰恰也是个人主义张扬之时。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也是人类无法回避的矛盾本质。《堂吉诃德》可以说是人类的这种矛盾本质的最佳表征。正因为如此，四百年来，它像一件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不断地升值。从一开始的“引人逗笑”，到现如今的“人类最佳文学作品”（瑞典学院与诺贝尔基金会2001 2002年对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百余名知名作家、学者的调查结果），印证了它无与伦比的价值。 

　　四百年前，塞万提斯在序言中一再声明，他写《堂吉诃德》是为了讽刺骑士小说，“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适值西班牙完成光复大业，国王卡洛斯从母亲胡安娜（天主教国王费尔南多和伊萨贝尔之女，史称查理五世）那里继承了包括西班牙和新大陆、意大利大部、菲律宾等殖民地在内的广大领土，又从父亲费利佩（腓力一世）那里继承了整个哈布斯堡王朝（即今天的奥地利、荷兰、卢森堡、比利时以及法国的相当一部分领土）。因此，卡洛斯时代的西班牙俨然是一个横跨四大洲的庞大帝国。然而，那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变数的复杂的时代。首先，天主教面临新教的挑战，骑士小说受到禁止。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一直是个谜。为遏止英国，腓力二世（时任西班牙兼葡萄牙国王）筹建了“无敌舰队”。这支拥有一百多艘战船、数万名士兵的强大海军从里斯本起程后直扑英国，结果先后遭到英国海军和大西洋风暴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西班牙从此丧失海上霸权并一蹶不振。而塞万提斯非但曾任“无敌舰队”军需，而且尝试过赞美“无敌舰队”的十四行诗。“无敌舰队”的覆没犹如骑士文化的消退，对塞万提斯及大多数西班牙没落贵族来说，都是个沉重的打击。 

　　总之，摆脱封建领主（小王国）的庞大的封建帝国和新兴的市民社会（早期资本主义）在16世纪西班牙得以矛盾地并存。作为时代的反映，西班牙文坛思潮奋涌。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极端是肆意雕琢、阳春白雪的巴洛克诗潮和朴实无华、下里巴人的流浪汉小说。 

　　诸如此类，无不决定了塞万提斯的矛盾与复杂。他以歌颂女王的十四行诗步入文坛，却以贫病交加了却一生（虽竭尽全力，仍不能跻身于宫廷诗人行列，于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藉小说聊以自慰。当时，小说作为一个新兴的体裁尚未得到上流社会的承认，处在巴洛克鼎盛时期的诗歌界和戏剧界大都视小说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劣等艺术）。《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在狱中构思、在劣等公寓（楼下是酒吧、楼上是妓院）写就的一部“反骑士小说”。小说开宗明义，要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但实际效果不仅远远超出了他的“初衷”，而且大有“打着红旗反红旗”之嫌（特兰托教务会议之后，骑士小说成了过街老鼠，反骑士文学则成了“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