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其实是一部近300年来中国简史，也许也是史景迁挤入利润丰厚的教科书市场的一次尝试。但他的书跟我们的历史课本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中相当突出的一面，就是他会讲一些我们不会讲的东西。而且，我想强调的，不是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而产生的错位，而是对什么才是历史、历史应该讲些什么这样一类问题有着不同认识而造成历史编撰学实践的异趣。书中在讲述乾隆晚期的历史事件时，比较细致地勾勒了1768年的割辫巫术案和1774年王伦领导的白莲教起义。为何会给予这两件事以特殊的重要性？最简便的答案是，因为北美汉学家、史景迁的同行孔飞力和韩书瑞分别写过《叫魂》及《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二书，几乎把这两件事讲得题无剩义，这就不能不给史景迁留下很深的印象，令他觉得有必要在书写这一时段的历史时详细交代这两件事。另外一方面，毕竟写这些要容易一点，因为有近便的英文著作可以参考，不用在成山的中文史料里爬梳。我相信，上述解释肯定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事情的真相，然而，同时我也有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这类多少有些犬儒的讲法没能穷尽事实。
　　仍旧以地图为喻。我们且揣想一下，像史景迁这样的“番鬼”画的一张广州市地图会跟我们这里的地图出版社绘制的有多大差别。比如，我猜，他们会不会不标出“海珠广场”，而在同一位置写上“粤海关监督署衙门五仙门旧址”；会不会省略“文德路小学”，而强调“康有为万木草堂”；会不会觉得标识一座教堂比标识一间邮局来得更重要。假若这一切远非不可能的话，那我们又在什么意义上说他们的地图跟我们的地图是同一类地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