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粒种包含了大树的所有基因，一个家族的兴败，欲觅其滥觞，须回溯到祖宗发迹之处。于历史研究，这叫寻源头、探流变，于家族，于个人，总免不了一股宿命的味道。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擅于考察历史人物的个体命运，从中折射一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是那个时代制度和社会生活层面鲜为人知的细节。这次，他选中了曹寅，《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

    史景迁在《曹寅与康熙》一书中，倾其笔墨描写曹家发迹和衰败的财务原因以及康熙雍正之间政局嬗变对曹家的致命一击，也粗线条地描述了满族在白山黑水间发展壮大到定鼎中原期间，被满洲铁骑裹挟的汉族军民或俘或降之后的命运归属。而后者正是我所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大凡读过《红楼梦》，都明了小说折射了曹家起源于军功新贵，但如何蜕变成诗礼簪缨世家，现实中的曹家又是如何盛极而衰？这恐怕要更多地求助于史学而非跨界的红学研究。

    从龙入关

    中国古人祖先祭祀，寻常百姓家至高祖，皇家也不过至七庙，曹雪芹所在的曹家，于史可考的第一人，是曹雪芹五世祖曹锡远。

    曹雪芹家祖籍辽阳，其祖先乃北宋名将曹彬之后。其远祖曹俊，明代初年任沈阳中卫指挥使，此乃世官，此后二百余年，其子孙历代承袭，直至明末沈阳被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占为止。

    此时，在沈阳中卫指挥使任上的是曹锡远，原名宝，字世选。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三月，沈阳为努尔哈赤攻破，曹锡远及其子曹振彦应系于此时被俘并投降了后金。

    当时努尔哈赤对降金汉官采取怀柔政策，使额驸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事务，曹锡远和曹振彦父子归顺后即属佟养性管理。佟养性治下的汉族军民，以及散落在满洲八旗中的汉族军民，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陆续被编入新成立的八旗汉军。汉军旗成员身份是“正身旗丁”，性质是后金国家正规军。但是在此之前，曹家就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佟养性死，曹振彦可能于此时拨入多尔衮的满洲正白旗，成为“旗鼓佐领下人”，两年后曹振彦升任“旗鼓佐领”。简而言之，所谓旗鼓佐领下人就是满洲正白旗的包衣汉姓，即汉族“家奴”。“佐领”既是一种军事编制单位（最初约300人为一个佐领），同时也是这个单位的长官。“旗鼓佐领下人”是最早一批沦落为满洲贵族“家奴”的汉族军民，最初的职责主要是随主子出征打仗，这与曹振彦的早期经历相吻合。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曹振彦及其子曹玺“从龙入关”，清王朝定都北京。曹振彦身任旗鼓佐领跟随旗主多尔衮辗转沙场，其家奴身份固然至微至贱，但由于年轻机敏勇敢善战，在长期的征战中又与其主子多尔衮建立了较为亲密的感情，因而受到多尔衮的赏识和提拔。

    同年十月，豫亲王多铎率清兵南下，其主力为满洲正白旗，时任正白旗旗鼓佐领的曹振彦应携子参加了消灭南明弘光政权的战争。曹振彦作为多尔衮的亲军，为大清王朝的开国定鼎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从龙勋佐”而无愧。曹氏家族“赫赫扬扬，将及百年”的历史从此揭开了序幕。

    包衣下贱

    上三旗包衣汉姓被称呼为“旗鼓佐领”。一旦编入“旗鼓佐领”，意味着身份上已经成为“家奴”，满语音译为“包衣”。这个家奴身份将子子孙孙承袭，除非有极其偶然的原因获主子同意出旗开户，否则奴隶身份不能改变。从曹振彦开始，直到曹雪芹穷病交困死于黄叶村，曹家一直未脱去这层“包衣”。  

    事实上，这也是深入理解曹家兴衰因果的核心线索，“包衣”仿佛一枚胎记，曹振彦之后，所有曹家族人一出生就被定义了身份、籍贯、考试及入仕的路线图。从曹雪芹影射在《红楼梦》中的家族历史来看，这一特殊身份，便是这个曾经钟鸣鼎食、烈火烹油家族走向树倒猢狲散的“原罪”。

    曹振彦之孙曹寅的官，品级最终达到正三品衔，任江宁织造几十年，还与内兄李煦（满洲镶黄旗鼓佐领下人，其孙女，学者研究认为就是《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原型）轮流执掌两淮盐政数年，是大清帝国数一数二的肥缺。然而，在他和李煦给康熙递的密折中，自称“包衣下贱”、“包衣老奴”。

    那么，曹寅也好，李煦也好，身为上三旗包衣汉姓，果真“下贱”？

    内务府三旗均为皇帝“家奴”，其中包衣满人编入“包衣佐领”而包衣汉姓编入“旗鼓佐领”，此外的“第三类人”编入“管领”。其中，必须强调的是，“旗鼓佐领”下人本是兵士，而管领下人来源自“家臣” 即奴仆。二者来源本来径渭分明，不容混淆。在职掌、仕路、披甲等待遇上均有显著区别。直到乾隆初年，二者甚至还不准通婚。旗鼓佐领人与管领人二者经济待遇的差异显得更为清楚。旗鼓佐领人的经济收入，与外八旗成员大致相同，即依靠份地与披甲俸饷谋生。而管领人主要是食“口粮”，即“月米”，而且不分男女老幼人皆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