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史学界对史景迁的著史风格是基本肯定的，但也不乏批评乃至指摘的声音。在这些形形色色以至迥然相异的品评背后，体现的不仅是不同史家对史学性质的不同认知，而且也暴露了当今美国乃至西方史坛的一些问题。

    自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史学著述相继被迻译成中文以来，史氏的著史风格无疑成了学界品评的焦点。肯定者有之，批评者亦不在少数。对此，笔者无意妄加点评，但有一点却要指出，那就是在我国学界对史氏进行圈点评价之时，似乎忽略了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史学同人的相关态度。其实，在美国史学界，对史氏著史风格的认知也是见仁见智，不尽相同。因此，通过探讨美国史家对史氏著述的不同认知及其相关问题，不但为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史氏提供了镜鉴，而且对考察当下美国史学的发展态势亦有所裨益。

    一

    正如有论者所说，尽管史氏并没有脱离美国史学发展的主流，但他却是“史学界的异数”。不过，对于这个“异数”，美国史学界是基本肯定的。实际上，之所以称之为“异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史氏的著史风格过于独特的缘故。对史氏的著史风格，目前虽尚未见专题论文加以讨论，但一般来看，以小见大的构思、移情式的心理追寻、文学化的历史叙事、辨证的历史思维以及自觉的社会史视野等无疑构成了史氏写史的基本特征。也便如此，史氏的著述无不充满着强烈的人文色彩与浓厚的艺术气息。随便翻看一篇对史氏持肯定态度的文章，其评判核心一般不外乎此。兹不妨举例论说如次。

    比如，作为一名善于“讲故事”的史学家，史氏高超的叙事史手法每每为史学同道所击赏。美国叙事史大家魏斐德教授生前曾言，他最喜爱《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一书中最后两段文字。具体而言，这两段文字描述的是“幼天王”天贵福被清政府处死后，史氏将思绪重新拉回至几个月前湖州法军军营前的一幕。在法军军营前所上演的诸多生活细节史氏已在前文加以铺垫，因此，这些生活具像是历史的，然而这种倒放电影式的写史手法所营造的效果却是文学化的。魏斐德教授对此评论道，“我们接受这种‘倒叙’，就像能够接受小说中的类似技巧一样”，因为它令“想象与事实之间的张力产生了共鸣”。在史氏的其它著述中，类似此种写法的实例颇多。这与史氏为追求著述的可读性，从而对谋篇布局有着苦心孤诣的构思是分不开的。

    再如，史氏以小见大的构思及其对人物内心的细致刻画也往往为多数史家所称道。这在《王氏之死》一书的撰写上表现最为突出。《王氏之死》是史氏完成《康熙自画像》后，将视角投放到历史小人物上的著作。其主旨是通过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妇人的死，来考察生活于中国古代社会底层无任何权力而言的小民的生活情态。然而，由于关乎王氏的一手材料仅为“寥寥数语”，为了重构王氏生活的社会背景，特别是进而探求王氏临死前的内心活动，史氏大胆地援引了《聊斋志异》中的相关篇章来予以解读与臆测，此举无疑使全书的文学色彩大大增强。对此，美国学界的相关反应虽有所不同，但一般来看，多数学者还是抱持欢迎态度的，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应从多个角度来衡量此书的价值。比如，明尼苏达大学的维多利亚·卡斯认为，《王氏一死》一书应从社会史、哲学与文学三个视角来加以衡量。具体而言，该书探求王氏内心世界的最后一章是文学，前面各章节则是史学。而该书的主旨所探讨的是人类的苦难，从而无疑具有哲学的内涵。统观全书，史景迁不仅对中国古代妇女史做了一次成功的探讨，而且对中国的古代文学也是一次有效的研究。

    总之，美国学者之所以一般对史氏持肯定态度，就是因为相对于学院派史家来说，史景迁的历史书写具有着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在他的笔下，枯燥乏味的史料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与事，洋溢着的是深深的人文关怀。在有的史家看来，史氏的这一著述风格已无疑成了一种新的史学编纂模式。1981年，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出版，费正清先生评论道，这部书“显然是个重要的创造性突破”，它标志着“由建筑于社会科学框架基础上的中国历史研究模式，转向了文学和人文关怀基础上的中国史研究”[10]。尽管这一论断随即有人提出异议， 但无论如何，史景迁凭借其杰出的才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已成为了叙事史的旗手。

    二

    史氏独特的著史风格在为其赢得了声誉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疑问、批评乃至指责。就其最具争议性的一面来看，学界目前主要有两种倾向性认识。一种认为史氏的部分作品具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有将其视为后现代史家的意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史氏的相关作品是历史小说，甚至是小说。有意思地是，这两种倾向在围绕《胡若望的疑问》一书的评论上有着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