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连续剧《水浒传》，到晁盖曾头市中箭归天这一段，晁盖卧床不起，宋江、吴用守候在榻边，晁盖翕动着嘴唇问宋江：有没有考虑过山寨的未来？你不是念念不忘招安？宋江双眉紧锁，良久无言，起身独自走到门外。
    宋江诸人后来还是受了招安，人或以为梁山水泊的悲剧命运系由此注定，对宋江的责咎，基本也是从这里来的。显然，这种看法没有换位替当事人着想。反抗可不是多么浪漫的事，诚如剧中吴用所说：若不走招安一条路，山寨到头来也逃不脱被围歼的命运。更要紧的是，对于代代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宋江来说，赵宋朝廷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他没有理由去反对这个结束了五代纷争、恢复了隋唐时代汉人统治中原格局的王朝，尤其是在北方有异族兴起之时，忠于赵宋外御其侮，这样的大计是没有疑问的。
    说到底，汉人反汉人政府合法性不足，只能得到有限的支持。倘若晁盖宋江们生在清朝，梁山泊的手脚就可以放得更开。
    在洪秀全、冯云山们成立拜上帝会、谋划起义时，他们就没有纠结过“合法性”的问题。洪秀全曾说：“复明似是而非，既光复河山，自当另建新朝。”“自当”二字十分笃定，想一步到位，都不考虑借明朝来聚敛人心。有分析说，洪秀全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的姓氏恰好跨界，既可代表明太祖年号“洪武”，又与三合会公用的姓氏“洪”相同，还跟《旧约》里写到的上帝淹了世人的“洪水”有字面上关联。三者结合，洪秀全就认为自己身负天职了。当然，三者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他与《圣经》及上帝、耶稣的联系。
    洪秀全靠着宗教聚敛人心，两千年帝制那么多起义领袖，要数他最善用宗教。吕思勉说：“宗教本为结合下层社会，以谋革命的工具。历代借此号召的，都不过与恶政治反抗，或者带些均贫富的思想，到异族入据后，就含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了。”可是，一般的视线多集中在拜上帝教的荒谬上，因为这一点最是昭彰。洪秀全对《圣经》的核心概念一知半解，他涂改《圣经》文本为己所用。史景迁写《太平天国》，满以为他会像写《康熙》那样解析历史人物的内心，实际上这本书通篇读下来，“天王”基本没说过几句人话，不是在布道，就是在下“谕旨”，要不就是写大多为七言的打油诗——在在都表现了这场运动的荒诞不经。
    洪秀全对基督教最大的曲解，据史景迁所写，在于歪曲“三位一体”，把圣父、圣子、圣灵掰开了用。理解“三位一体”超越了人类之逻辑，本就艰难，不过，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对待宗教的实用主义态度：洪秀全把他所援用和阐释的基督教降格为那种类似关亡巫术的东西，充满了灵魂附体和走火入魔的行为。洪秀全自称耶稣（天兄）之弟，东王杨秀清代天兄说话，西王萧朝贵代天父说话，萧战死后，上帝就经常“降凡”，临在杨秀清身上。这是巫术，还不是通灵，等到洪秀全被杨秀清借天父之名欺压到无法容忍了，内讧爆发，管你是什么神人，世俗的刀剑血光解决一切。待日后太平天国烟消云散，这一切更是被打成了欺世的骗局。
    我们在史景迁的《太平天国》里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骗局，或者说闹剧。当洪秀全求教过的传教士罗孝全抵达天京时，他曾想矫正洪的种种宗教谬见，可是那时的太平军已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本土化仪式，而且战事吃紧。史景迁写道，罗孝全随便挑了一个士兵来问：“何为圣灵？”答曰：“东王。”这回答说明了一切。
    如果不是掺和了宗教因素在里面，太平天国之反清的民族主义性质会更纯明一些，但是，洪秀全这个浑身上下极少半点军事家或政治家痕迹的人（至少在史景迁书中是如此），究竟能否像方腊那样“播乱”江南，就不好说了。有学者也试图以正面的态度来理解太平天国在宗教上的贡献。例如托马斯·赖利在《上帝与皇帝之争》中指陈，其他汉学家多不肯把洪秀全所为当作宗教事来严肃看待：“好像太平天国对基督教观念的坚持，对这场起义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似的。”基督教文献，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文献都大大忽略太平天国运动，传教士们都不重视太平遗产。赖利说，这种认识太过傲慢了，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军大举印行《圣经》中译本（据他判断，这个译本是1823年由新教徒罗伯特·马礼逊翻译的），这是事实；此外，洪秀全举事前“很可能”已读过《圣经》，是直接受其影响，而不是《劝世良言》这种断章取义的二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