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岁杪，总觉得还有某个历史大事件没有大张旗鼓地纪念。直待看到史景迁的《太平天国》与托马斯·H.赖利的《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这才恍然大悟，2011年恰是金田起义一百六十周年，也是逢十的大年头。

　　毛泽东曾历数秦朝的陈胜、吴广，“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把这种农民的反抗运动，赞扬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上，象征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与象征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分别是八大浮雕之一。去年，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人继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以后，以“最忠实的继承者”的身份隆重纪念其一百周年。然而，与前两个事件的高调纪念相比，对太平天国的纪念简直可以说是不着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胡绳有中国近代三次革命高潮说，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各居其一。按史景迁的说法，“共产党当局把太平天国看成社会主义者的原型”（页5），如今同为逢十之年，纪念第三次革命高潮轰轰烈烈，对第一次革命高潮却少语寡言，未免让人有厚此薄彼之感。

　　无论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物，从罗尔纲到陶短房，从简又文到唐德刚，读书界不难找到关于太平天国的图书。去年出版的两种，未见得是最佳作品。当然，如果你觉得“学术著作太深奥，教科书又太枯燥”，不妨去读史景迁妙笔生花的《太平天国》。赖利表扬史景迁“以戏剧性的方式聚焦了洪秀全这个人，写下了一部生动感人的记叙”，但潜台词只是肯定其可读性，对它的深度似乎并不以为然。赖利自称他的研究“试图建构一个更广阔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背景”（页15），认为洪秀全发动的“是一场深刻的转变意识形态的革命”（页19）。这一说法，与毛泽东把洪秀全、孙中山列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落脚点上有那么一点契合。赖利一厢情愿地把太平天国运动诠释成基督教本土化过程的顶点，进而对“太平基督教”（即“拜上帝会”）不吝赞词，但读完其书，却感到他对这段历史颇有错判与误读。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学界往往纠结于“叛乱”与“革命”的定性。史家立场决定史实表述，誉之者颂其为民族革命（例如萧一山），阶级革命（例如罗尔纲）；钱穆《国史大纲》称之“洪杨之乱”，《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称《晚清史》）称之为“太平军叛乱”。与其急于正名，不如首先征实，即确定这场运动最深层的动因与主要的参与者。

　　鸦片战争后，清帝国被动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这种在坚船利炮威逼下的被迫开放，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不妨说，正是鸦片战争，为太平天国运动种下了外部的因。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不久，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指出，“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对业已席卷中国南部的巨大风暴，马克思在揭示其“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的内因时，也深刻指明了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根本性破坏。

　　然而，正如唐德刚所说，在中国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是历史的“必然”，晚清历史蹒跚走到太平天国时，已进入“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内乱”（当然，前述外因不仅缩短了这轮周期性，也加剧了内乱的惨烈度）。

　　整个社会的严重不公，官僚政治的全面衰败，官员道德的普遍沦丧，虽是历次王朝危机的共性，在鸦片战争前后十年间却于此为烈。早在洪秀全闹事的十二年前，素称富庶的东南地区，经贪官污吏层层加码，原先规定缴入国库的三升税米竟激增到一斗，愤激的农民无以卒岁，只得杀了耕牛另找出路。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吟道：“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由于鸦片战争，一方面，传统的农村经济遭受深度的摧残，另一方面，为偿还赔款，头会箕敛变本加厉，贪污腐败与时俱进。及至1850年，连曾国藩都承认：“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也难怪起事民众在文告中抗议：“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据官方报告，金田起义前，杀官绅、占城池的群体性事件已遍及广西七府一州。道光状元龙启瑞描述当时局势道：“如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