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之后又一个汉学家，写出了十四本中国史著作 
    2005年春，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长时间占据各大学术类图书排行榜前列，其中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自1月份上市后短短几个月就开始重印。一些书评作者开始把史景迁和前些年走红的黄仁宇作比较。 

    史景迁（Jonthan D.Spence，因敬仰司马迁而取下现在这个中文名），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6年生于英国，在剑桥大学接受了良好的文学和史学训练。 

    上海远东出版社曾于2001年底推出过《“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及《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这次集中推出《追寻现代中国：1600年—1912年的中国历史》等6本。此前，内地影响较大的史景迁著作主要有三联书店的《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1620－1960）》。 

    “史景迁系列”的策划人、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学院教授陈达凯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关注史景迁著作的引进，他在美国的同学和业内同行在版权引进方面帮了不少忙。三联书店副总编潘振平听说大学同学陈达凯想做全套的史景迁的作品，就将《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的版权转让给他。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刘庸安编审也让出了《“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的版权。 

费正清之后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手笔 
    一般读者对史景迁最深的印象是“会讲故事”，但在娓娓道来的过程中他向我们不断展示他对近现代中国的独特观察。在《追寻现代中国》中，他致力于探讨“中国何以长期徘徊在现代国家之外的原因”，史景迁认为，“一个现代国家应是整合而且兼容，既保有自己的特性，又能平等地参与探寻新市场、新技术和新理念”。《追寻现代中国》截取的是“1600年—1912年的中国历史”。但史景迁对中国的关注并没有在1912年这个节点上停滞不前，他的学术关切一直延展到当代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他出版了《毛泽东传》一书，极受欢迎，并很快被译为日文。他甚至不时在《纽约时报》上就最新中国时事发表评论。 

    在《改变中国》中，史景迁“竖看从1620年至1960年三百余年的历史”，看到“西方顾问是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接近中国的。两种因素造成了这种姿态：技术在握和道德正确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人看到石油资源有限，认识到他们在核反应堆带来的灾难面前无能为力，从而进一步动摇了技术自信。相反，中国人现在则变得更强大，他们确信，如果西方顾问继续来中国，他们必须严格地按照中国条件行事。”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夏春涛1995年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三次去史景迁府上拜访，与他就太平天国研究进行了交流。他说，史景迁“讲课、写书都比较吸引人”，是“独树一帜的美国中国史专家”，史景迁至少有三大特色。 

    首先，史景迁和费正清比较相似，“在某一个特定领域都没有非常专深的研究，主要是宏观研究。费正清之后，宏观上把握中国历史最好的首推史景迁”。 

    其次，史景迁很重视历史人物的心理世界，“学者和古人对话”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就是史景迁的社会史视野。《“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第21章“雪降”，记述忠王李秀成部二攻上海时，详细描写了1862年初上海罕见的寒冷气候，大雪自1月26日起连降了58个小时，地面积雪厚达30多英寸。“这一细节以前从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但它“使人对太平军此役失利的客观原因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并且读来引人入胜”，“‘雪降’的另一层含义则隐指太平天国此时所面临的形势”。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教授也曾拜访过史景迁，在他看来，“史景迁正是以其特有的才华和禀赋，在美国东亚史研究领域中开了人文史学即‘平民’史学的先河，架设了一座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不同文化要互看” 
    在明清史之外，西方汉学史是史景迁的又一治学重点，他先后出版《改变中国》（1969年）、《利马窦传》（1984年）、《胡若望的疑问》（1988年）、《中国走马灯》（1992年）、《“大汗之国”：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帝国》（1998年）等。 

    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1981年到1982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王氏之死》曾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从小的个案介入说明大的道理，这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很少。请他讲治学方法，对我们会很有启发”。 

    1989年春，史景迁应时任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的乐黛云教授之邀来北大讲学一个月。八次演讲结集成《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收入“北京大学演讲丛书”）于1990年出版，并于1997年再版。 

    刚刚访法归来的乐黛云向笔者回忆说：“当时我们觉得跨文化的交流比较重要，不应仅仅局限于比较文学，想系统地请些学者来讲。其中就有詹姆逊和史景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