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论——西方汉学家系列之二

史景迁的作品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见扎实的历史知识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已近古稀之年，他原是英国人，早年以交换学生身份就读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如今。　　史景迁英文写得好，他以生花妙笔写中国故事，使人读来轻松愉悦，以致于心思随其笔锋起伏，吸引了广大的西方读者。他写人物传记为多，能从大量的零星素材中，借助文字意蕴的追求，捕捉到传主的心声与情感。他喜追究人物的自身存在价值以及社会投射在个别生命中的痕迹。史景迁笔下的人物，纷繁多姿，有雄视天下的皇帝康熙、雍正，也有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毛泽东，有大起大落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也有才华洋溢的作家鲁迅、丁玲等人，既有清廷臣仆曹寅，也有叛逆分子曾静，有上帝使者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还有名不见经传的胡若望、王氏妇人。在《大汗之国》一书中，更涵盖自马可·波罗以来48位西方人物，包括外交官、传教士、作家和冒险家。他又从汤若望、赫德、戈登、华尔，写到鲍罗廷、陈纳德、魏德曼，几乎包揽了近现代想要“改变中国”的洋人。　　史景迁笔下的人物写得生动，主要是能活用文学的叙事技巧与丰富的历史想象力，使“腐朽”的史料化作有趣而“神奇”的人事。于此已可看出，史景迁的书写方法不同于史学界主流。主流派仍然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强调史学的科学性、真实性与客观性。依主流派史家之见，史景迁是在写小说，并不足取。然而，主流派把历史写得像枯燥的社会科学报告，适授人以柄；正好又逢后现代风潮之起，其极端者断言历史就是小说。史景迁并不喜欢后学理论，他的书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更无艰涩的名词，但他生动的叙事，完全可以迎合史学界随后学而起“叙事再生”(Revival of Narrative)的呼声，使他成为史学叙事再生后的一支生力军。　　史景迁写作策略的成功，得力于整个时代潮流的翻新，使他敏锐的历史想象力与文学叙事技巧，得以大大地发挥。他所用的史料虽不特殊，然数量颇为可观，但他的汉文阅读能力仍有改进的空间。萧公权曾写过《康熙自画像》的书评，指出史氏对若干文献的误读，然谦称是“挑小碴”，但史竟不躬自反，反而以“吹毛求疵”(nitpicking)为忤。他的作品作为历史文章毕竟缺乏分析与论证，也少见他对历史问题提出独特的解释。因而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扎实的历史知识。他仰慕吉本，但尚无一部可与《罗马帝国衰亡史》相提并论的长篇巨制。　　　　　　　《康熙自画像》：未能挖掘出新内容　　史景迁写康熙，从《曹寅与康熙：宠臣及其主子》开始。他利用新出土有关曹雪芹家世的史料，描写雪芹祖父曹寅与康熙之间密切的君臣关系；虽以曹寅为主，也可略窥康熙的统治策略以及清初情状。　　史景迁的名著《康熙自画像》(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 Hsi)用第一人称书写。这种小说家写法与史家所写传记很不相同，但他一样用了大量的史料。他想要呈现的不是坐在龙椅上一本正经的康熙，而是要写出康熙的内心世界，呈现这位中国皇帝在大臣、孩子、后妃、兄弟、仆从之间的生活面貌，既轻松又沉重，既欢乐又挫折，既渴望又忧心，可以从中感受到康熙的复杂心境。他写康熙精通骑术、喜欢狩猎射箭，既是一种锻炼，也在保持满州尚武精神。康熙能策马深入满洲故土，表现雄主的开朗胸怀。他长年征讨葛尔丹，也视作一场围猎，仿佛逼近猎物一般。他写康熙的晚年心境：勤政一生之余，感叹臣子可告老还乡，而帝王却没有退隐的余地，更得为皇位的继承问题而苦恼万分。　　康熙年纪轻轻就平定三藩之乱，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史景迁的笔下，康熙居然自认“战争由其失算而起”(resulted from my miscalculations)，更没有料到他接受吴三桂之乞退会逼其造反，“一切都是我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for it for allofit——was mine)。如此代言，殊非史家传神之言，而是小说家的想当然耳。他又以康熙的口吻向施琅说：“朝廷上人人说你到台湾后会叛变，然而我认为非你不足以平台，我可保证你不会叛变”(People at court all say you are bound to rebel when your each Taiwan.It's my opinion that unless you are sent to Taiwan it will never bepacified.You won't rebel，I guarantee it)。类此向壁虚构的话，既不符中国政治文化，也不合史实，力荐施琅平台，并保证不会叛变的是理学家李光地也。　　史景迁以小说家的手法写康熙自传，揣摩人心，剖析复杂的性格，勾勒出别开生面的康熙自画像，自有其文学性的效果。但他毕竟仍然是学院中人，需要遵守史家求真的原则，以史料为写作基础，但全书并没有挖掘出什么新的内容，也未能刻划康熙背后的清初社会与文化。因而引人入胜的不过是康熙个人生活的写照，而缺乏历史纵深。史景迁虽然精于叙事，但鲜能作有深度的历史分析。

史景迁的作品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见扎实的历史知识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已近古稀之年，他原是英国人，早年以交换学生身份就读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如今。
　　史景迁英文写得好，他以生花妙笔写中国故事，使人读来轻松愉悦，以致于心思随其笔锋起伏，吸引了广大的西方读者。他写人物传记为多，能从大量的零星素材中，借助文字意蕴的追求，捕捉到传主的心声与情感。他喜追究人物的自身存在价值以及社会投射在个别生命中的痕迹。史景迁笔下的人物，纷繁多姿，有雄视天下的皇帝康熙、雍正，也有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毛泽东，有大起大落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也有才华洋溢的作家鲁迅、丁玲等人，既有清廷臣仆曹寅，也有叛逆分子曾静，有上帝使者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还有名不见经传的胡若望、王氏妇人。在《大汗之国》一书中，更涵盖自马可·波罗以来48位西方人物，包括外交官、传教士、作家和冒险家。他又从汤若望、赫德、戈登、华尔，写到鲍罗廷、陈纳德、魏德曼，几乎包揽了近现代想要“改变中国”的洋人。
　　史景迁笔下的人物写得生动，主要是能活用文学的叙事技巧与丰富的历史想象力，使“腐朽”的史料化作有趣而“神奇”的人事。于此已可看出，史景迁的书写方法不同于史学界主流。主流派仍然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强调史学的科学性、真实性与客观性。依主流派史家之见，史景迁是在写小说，并不足取。然而，主流派把历史写得像枯燥的社会科学报告，适授人以柄；正好又逢后现代风潮之起，其极端者断言历史就是小说。史景迁并不喜欢后学理论，他的书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更无艰涩的名词，但他生动的叙事，完全可以迎合史学界随后学而起“叙事再生”(Revival of Narrative)的呼声，使他成为史学叙事再生后的一支生力军。
　　史景迁写作策略的成功，得力于整个时代潮流的翻新，使他敏锐的历史想象力与文学叙事技巧，得以大大地发挥。他所用的史料虽不特殊，然数量颇为可观，但他的汉文阅读能力仍有改进的空间。萧公权曾写过《康熙自画像》的书评，指出史氏对若干文献的误读，然谦称是“挑小碴”，但史竟不躬自反，反而以“吹毛求疵”(nitpicking)为忤。他的作品作为历史文章毕竟缺乏分析与论证，也少见他对历史问题提出独特的解释。因而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扎实的历史知识。他仰慕吉本，但尚无一部可与《罗马帝国衰亡史》相提并论的长篇巨制。
　　　　　
　　《康熙自画像》：未能挖掘出新内容

　　史景迁写康熙，从《曹寅与康熙：宠臣及其主子》开始。他利用新出土有关曹雪芹家世的史料，描写雪芹祖父曹寅与康熙之间密切的君臣关系；虽以曹寅为主，也可略窥康熙的统治策略以及清初情状。
　　史景迁的名著《康熙自画像》(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 Hsi)用第一人称书写。这种小说家写法与史家所写传记很不相同，但他一样用了大量的史料。他想要呈现的不是坐在龙椅上一本正经的康熙，而是要写出康熙的内心世界，呈现这位中国皇帝在大臣、孩子、后妃、兄弟、仆从之间的生活面貌，既轻松又沉重，既欢乐又挫折，既渴望又忧心，可以从中感受到康熙的复杂心境。他写康熙精通骑术、喜欢狩猎射箭，既是一种锻炼，也在保持满州尚武精神。康熙能策马深入满洲故土，表现雄主的开朗胸怀。他长年征讨葛尔丹，也视作一场围猎，仿佛逼近猎物一般。他写康熙的晚年心境：勤政一生之余，感叹臣子可告老还乡，而帝王却没有退隐的余地，更得为皇位的继承问题而苦恼万分。
　　康熙年纪轻轻就平定三藩之乱，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史景迁的笔下，康熙居然自认“战争由其失算而起”(resulted from my miscalculations)，更没有料到他接受吴三桂之乞退会逼其造反，“一切都是我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for it for allofit——was mine)。如此代言，殊非史家传神之言，而是小说家的想当然耳。他又以康熙的口吻向施琅说：“朝廷上人人说你到台湾后会叛变，然而我认为非你不足以平台，我可保证你不会叛变”(People at court all say you are bound to rebel when your each Taiwan.It's my opinion that unless you are sent to Taiwan it will never bepacified.You won't rebel，I guarantee it)。类此向壁虚构的话，既不符中国政治文化，也不合史实，力荐施琅平台，并保证不会叛变的是理学家李光地也。
　　史景迁以小说家的手法写康熙自传，揣摩人心，剖析复杂的性格，勾勒出别开生面的康熙自画像，自有其文学性的效果。但他毕竟仍然是学院中人，需要遵守史家求真的原则，以史料为写作基础，但全书并没有挖掘出什么新的内容，也未能刻划康熙背后的清初社会与文化。因而引人入胜的不过是康熙个人生活的写照，而缺乏历史纵深。史景迁虽然精于叙事，但鲜能作有深度的历史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