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笔下的康熙得到西洋读者的青睐，并不一定说明他“转译”康熙成功，而是成功地将中国皇帝“转化”为西洋人阅读的口味，亦不免有西方人的成见。康熙尽管英明一世，但在洋人的眼里，终究显得保守，以致给后来留下一个政治的烂摊子。史景迁批评康熙有三：一是皇位继位的纠葛有点进退失据；二是康熙虽喜爱西学，任用耶稣会士，并允传教，但对西方并不信任，因而有礼仪之争以及导致雍正的禁教；三是康熙以轻徭薄赋自豪，以此彰显盛世，但其永不加赋的政策按耕地面积缴固定税金，与人口无关，于是人口虽增，亦不加赋，为康熙的继承者造成财政困难。因此，以史景迁之见，康熙毕竟是保守的，不是没有意识到西洋文化的冲击，但由于墨守陈规，缺乏创新，未能成为开创新时代的帝王。他还作了事后聪明的预言：康熙帝国已为19世纪中国的窘迫，留下伏笔。
　　　　　
　　《胡若望的疑问》：写历史，还是写小说？

　　史景迁于1988年，又出版了一本很有趣味的小书，书名是《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胡若望(John　Hu)是18世纪中国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广州的圣心会教堂里当门房，于1622年被携带大批中国古籍回国的耶稣会教士Father Jean－Francois Foucquet带到法国作为助手。但胡在途中以及到达之后，未按契约做抄写与翻译工作，反而伸手要钱，又偷别人的马骑，把光鲜的衣服送给乞丐，坚持要到乡间去当行脚僧。他喜欢巴黎，但讨厌妇女在教堂里做礼拜或在大街上行走，更敲锣打鼓用汉字宣扬男女有别，在圣保罗大教堂门前用汉语来传教等等。Foucquet强制阻挡这些“恶行”，并认定胡若望犯了疯癫病，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胡若望去法国之前以及回国之后，都没有疯癫的迹象。他语言不通，在陌生的环境里，完全被孤立，更不必说在精神病院里居住长达两年半之久(他在法国一共只有3年多)，其所受文化震撼之强烈，可想而知。按心理分析理论而言，在这种环境里，他的“不正常形迹”也许是他没有完全崩溃的“保护措施”。《文明与疯癫》(Civilization and Madness)一书的作者福柯(M.Foucault)曾说过，疯癫是文化诊断，而非医药诊断。然而史景迁并不能确定胡若望是否真的发了疯，所以称之为“疑问”，胡与英文who谐音，一方面固然指“胡的问题”，另一方面似乎在问到底是“谁的问题”，可见其题目颇含巧思。不过，麻省理工著名史家马思利莮(Bruce Mazlish)却对这本书提出了不少疑问。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史景迁到底是在写历史还是在写小说？史景迁在序言中虽然承认主要还是无可奈何地依赖Foucquet的一面之词，但又言不厌其烦地搜寻史料之经过。不过，就算引用了大量史料，包括巴黎、伦敦、教廷等地档案，以及中国文献，不一定就是历史书写。
　　无论写历史或是写小说，都讲究叙事，两者之间的界线由于“后学”的冲击，似乎日渐模糊，但钱锺书所谓“史必证实，诗可凿空”，可以视为历史与小说之间不可逾越的基线。写历史小说者也未尝不博览史料，认真对待历史，遥体人情世故，揣之摩之，才能写得非常逼真，若书写欧洲中古传奇著名的司谷脱(Sir Walter Scott)，也深具历史感，但像《三国演义》一样，毕竟是小说家说故事，虽然真人，未必实事。至于历史书写，除了叙事外，尚须提议题、作分析，以便重建往事，发现其意义；如果史家不提议题，根本谈不上历史知识，不作分析，则看不见表象内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所以马思利莮的分析，胡若望很可能仅仅是一个坏脾气，不合作，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令人讨厌的边缘人而已。马氏也遗憾史景迁未能从他所知的中国文化来论断胡若望之狂，也无意从文化与时代的角度来探讨书中其他的人物。所以这本书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并不是一篇上乘的历史叙事。
　　史景迁的书在英语世界畅销后，中文译本亦如雨后春笋，虽然译文味同嚼蜡，几乎每一本都有中译本，《近代中国之追寻》原来是给美国大学生写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并无译成中文之必要。史景迁在这本教科书里，误将“西洋楼”当作圆明园，所以说这座御园是传教士兴建的。《天安门》一书写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中文读者而言，既乏新材料，又少新意，而且漏了一条大鱼——章太炎，故就学术价值而言，也不值得译成中文。不过，当一个外国作者红得发紫的时候，我们似乎有义务翻译他每一本书，因为有市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