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故事说一户人家养着两个小孩，亲生的和寄养的。这户人家家境并不宽裕，常常需要以萝卜和红薯果腹。亲生小孩喂给红薯，寄养的则给萝卜吃。两个孩子养着养着就有了胖瘦的区别，奇怪的是，红薯看着实敦敦的，可吃红薯的孩子却瘦弱，相反，吃萝卜的孩子反倒长得结实。
　　故事是杜撰的，老祖母为的是说，萝卜的营养好。但是如果我们来吃土豆呢?如果从今往后我们不再吃米饭而改吃土豆--这该是多怪异的一幕场景：我们将不再买回一袋袋的稻米而扛回一麻袋一麻袋的土豆；回到购粮本时代，粮站的出米口倾泻而出的将不是奔涌的白色稻米，而是一个个翻滚着前拥后挤的土豆！……《围城》里三榈大学训导长的饭前训诫也会变成“一土豆一土豆当思来处不易”。
　　我们在努力加餐饭的同时，正生活在文化延续的生命中。改变饮食结构，甚至改变我们的主食，来自生物个体的不适应远小于食品包含的文化含义所带来的冲突。
　　土豆的故事就曾这样发生在欧洲大陆。当马铃薯于１６世纪末首次到达欧洲时，它要找到个落脚地当然并不容易。虽然欧洲的土壤和气候证明甚至是很合马铃薯口味的，但是在欧洲人的文化观念让他们拒绝食用土豆。人们认为马铃薯会导致麻风病症；《圣经》中没有提到过马铃薯；马铃薯来自美洲，在那里它们是一个不开化的、被征服的种族的主要食物……“拒绝食用马铃薯的理由五花八门，绝大部分理由都归结这样一点：在它里面人类的文化含量太少了，而没有进行过重建的原初自然的含量太多了。”
　　唯一的例外是爱尔兰人，他们能很快就接纳马铃薯是因为即使“几英亩的贫瘠土地就能够生产出足够的马铃薯来养活一大家人和这一家的牲畜。”马铃薯的高产以及它本身含有的足够营养就此征服了贫瘠的欧洲北部。
　　在欧洲其他地方，为了推广马铃薯的种植，各国君王动足了脑筋，法王路易十六甚至还为此设计了一个很有创意的阴谋：“他命令在王室的一块土地里种上马铃薯，然后把他最精锐的卫兵派去在白天看守，晚上则把这些卫兵撤走。时间一长，当地的农民突然相信了这些庄稼的价值，到了晚上就带着这些偷来的王室马铃薯逃走。”
　　马铃薯终于被欧洲接纳，但它的高产同时带来了麻烦，经济学家终于也忍不住参与到了马铃薯种植事件当中。马尔萨斯相信，马铃薯的危险就在于它把那种通常情况下使得人口得到控制的经济约束解开了。如同马铃薯使得吃马铃薯的人远离了制造面包的文明过程一样，它也使得吃它的人远离的经济法则--吃马铃薯的人可以不需要依赖商品市场--亚当·斯密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把市场视作调整人口规模与劳动力需求的一种敏感的机制，而面包的价格就是这种机制的调整器。可这是谁的错呢？当然不是马铃薯的。
　　我突然发现手上正在阅读的这本《植物的欲望》是这样的有趣，它甚至把文化的方方面面阐述得这样悠然自得。《植物的欲望》一书共分四个章节，标题分别是甘甜和苹果，美丽和郁金香，陶醉和大麻，控制和土豆。我的行文中还遗漏了一桩要紧的事件，那就是马铃薯病虫害的防治以及由此展开的转基因工程。
　　吃到一根有褐色斑点的炸薯条你会扔掉它吗？这些得了“网疽”病的班驳克马铃薯，事实上只是表面的欠缺，然而麦当劳不喜欢，顾客更不喜欢。这种病毒是由蚜虫传播的，为了除灭蚜虫，农民不得不使用毒性极强的农药，这些农药的毒性强烈到“即使发生了干旱，农场主们都不愿让他的雇工们在撒完农药后的四、五天内走进那片田地去灌溉”。农药也许能培养出一位不长青春痘的美女，可是要培养出一位公主，如何获得“贵族血统”就直指生物基因，一种名为“新叶”的马铃薯就是一位这样长大的“公主”，它的遗传基因被做了更动，使得啮食了它叶片的昆虫会立即死去。但是谁能确定，吃一口“新叶”马铃薯的顾客，吃下了一口什么。
　　被修改了基因组成的马铃薯横空出世，它有人类需要的优越性，但本不在生物链中的它们被强加入生物链之后的景况却是未可知的。“一旦一种转基因导致了一种具有抗药性的害虫在环境中出现，它将很难被清除，因为它已经成为了环境的一部分”。在环境主义者看来“农业从化学模式向生物模式转换将带来不愉快的赠予啊”。
　　金黄色的炸薯条依然那样诱人，电脑控制的田地，化学品的喷洒，几英里长的专利注册的高科技，远远眺望过去，直到地平线。
　　“人们多少世纪以来想要控制大自然的欲望，使现代农业综合企业得到了灵感，从遗传角度来改良马铃薯。在这个过程中，炸薯条成了知识产权。”这句写在黑绿色封底上的一句话评语让我再次联想起老祖母的故事，你能确定给孩子们吃什么的本意和获得的结果是一致的吗？情理之中，意想之外，也许长着长着，胖瘦能够给出答案。但是请相信，在马铃薯的故事里，这实在不是一颗土豆的本意，毕竟它仅仅只是小小的small　pota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