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代前期，出现了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等著名诗人。他们主要活动在宋文帝元嘉年间，所以被称为元嘉文学。谢灵运出身大贵族，生平爱好游山玩水，写了许多山水诗。它们刻划山水景色十分细致逼真，词句精工富丽，发展了曹植、陆机诗的传统。陶渊明诗在南朝影响不大，谢灵运山水诗的出现，满足了南朝许多贵族、文人赏玩自然风景、爱好雕琢辞采的需要，很快风靡于上流社会，从而取代了玄言诗在诗坛的统治地位，在诗歌发展史上起了进步作用。但其诗着重写景，夹杂一些说理，缺少真实生动的感情，形式上也存在过于讲求对偶、辞藻而流于堆砌、晦涩的弊病。颜延之在当时和谢灵运齐名，也注意雕章琢句，但好诗不多，成就不及谢灵运。他写诗特别喜用典故，南朝文人仿效者很多，产生不少流弊。

  鲍照出身比较低微，在仕途上也不得意。他的诗重视向通俗的民间歌曲吸取营养，不像谢灵运、颜延之那样崇尚典雅。他深受乐府民歌影响，写了不少乐府诗。他的诗题材较为广泛，除结合自身体验，着重表现坎坷失意和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外，还涉及边塞战争、将士生涯和妇女的悲惨命运等等。他的诗往往意气豪迈，笔力劲健，但也富有文采。其《拟行路难》十八首，学习民间《行路难》歌曲（已失传），运用七言和杂言样式，写得尤为流转奔放。他的七言诗隔句用韵，改变了过去七言诗每句用韵的形式，而且常常换韵，加强了七言诗的节奏和变化，增进了表现力，因而对南朝后期和唐代的七言诗产生很大影响。

  南朝齐代诗人，谢朓最为杰出。谢朓深受谢灵运影响，喜欢写山水风景诗。其诗在刻划景物、遣词造句上也颇为精细，但写得清新流丽，不像谢灵运诗那样繁冗板重，抒情成分也有所增强。他的若干五言小诗，语言精炼而又自然，情味隽永，成为唐代五绝的前驱。

  南齐永明（齐武帝年号）年间，文士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倡四声八病（后称永明声病说），主张作诗应区别平、上、去、入四声，避免平头、上尾等八种弊病。沈约、谢朓、王融等以这种理论写作一部分篇章，近世研究者称为新体诗。新体诗除保持西晋、刘宋诗对仗工整、辞藻美丽的特点外，进一步注意平仄协调、音韵和谐，追求诗的音律美。新体诗是中国格律诗的萌芽，它为以后梁、陈诗人所继承，到唐代进一步发展变化，便形成了近体诗（律诗和绝句）。

  梁、陈两代，诗人众多，但缺少很杰出的高手。当时，抒情写景诗有进一步的发展，佳作颇多。江淹、沈约、吴均、何逊、阴铿等作者在这方面都留下好作品。谢朓以后，南朝的抒情写景诗进一步向清新流丽方向发展，不少篇章更用永明新体来写作，风格婉丽，声调和谐，何逊、阴铿的篇章表现尤为突出，成为唐代抒情写景近体诗的有力的前驱者。

  梁、陈时代，宫体诗流行。所谓宫体诗，是梁代萧纲（简文帝）在东宫做太子时和他周围的一群文人所提倡写作的新变诗体，风格轻浅绮艳，内容常常写男女之情，着重描绘妇女的体态、容貌、装饰和日常生活。它接受了南朝民歌表现男女情爱、语言明朗自然的影响，但重点转移到刻划女性的外貌，语言也趋向秾艳。宫体诗在表现女性体态外貌之美方面颇为细腻，但少数篇章流露出不健康的色情成分。宫体诗流行时间颇长，一直到隋和初唐。梁代后期遭侯景之乱，萧纲被杀。陈后主、隋炀帝也都写宫体诗，后以荒淫亡国。后人往往把这三个朝代的覆灭和宫体诗联系起来，对宫体诗进行了过多的指责。

  梁、陈时代，七言诗有了明显的发展。七言诗产生的时间颇早。汉代民间的七言谣谚相当多，文人们也写七言诗，但流传下来的很少。现存文人七言诗，以张衡《四愁诗》、曹丕《燕歌行》为最早。汉、魏、两晋时代，文人们大量写作五言诗，认为七言诗体通俗不雅，写得较少。直到鲍照写《拟行路难》后，文人们才打破这种偏见，较多地写作七言诗。梁代沈约、吴均、萧衍、萧纲、萧绎，陈代徐陵、陈叔宝（陈后主）、江总等都写七言诗，蔚成风气。他们不但运用《燕歌行》《白纻歌》《行路难》等旧题写七言或杂言诗，还创制了不少新题，像《乌栖曲》《春别》《玉树后庭花》等。在体式上则大抵继承了鲍照的传统，多隔句用韵。可以说，在这时候由于不少诗人的努力，七言诗、杂言诗在诗坛开始占据重要的地位，为唐代五言诗、七言诗并驾齐驱的局面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