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南北分裂时期，北方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一直落后于南方，文学也是如此。北朝后期，文化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著名文人，如温子昇、邢邵、魏收等，但他们的作品大抵模仿南方文人，无甚特色。北朝文人中最有建树的是庾信。庾信原是梁代著名文人，遭侯景之乱，出使北朝不返，出仕北周。他早期的诗篇，多属宫体一类，后期由于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化，诗风也大变。其诗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作，着重表现自己羁留北方、怀念故国的哀怨，悔恨自身的失节，追悼梁朝的覆亡，情绪深沉曲折，风格苍凉沉郁，语言又锻炼得很精致，显示出把南方的工细技巧和北方的慷慨悲歌结合起来的倾向。但他喜欢大量用典，因此不免堆砌晦涩之病。他的一些短诗，写得更为清新自然，同时又讲究格律，成为唐代近体诗的先驱。同时由南入北的作家还有王褒，也写过若干好诗，但成就不及庾信。北朝乐府民歌虽然存诗不多，但颇有特色和成就，已见上述。

  隋代统一南北，国祚短促（只有三十多年），较著名的诗人有卢思道、薛道衡、杨素等。隋代文学基本上沿袭南朝传统，宫体诗风也依然弥漫诗坛。但也有少数作品（特别是有关边塞题材的）写得较为刚健，与庾信的诗共同透露出诗风转变的端倪。

  东晋南北朝诗歌，以南方诗歌为中心，在内容题材、体制风格上经历了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永明新体诗、宫体诗等多种变化，除田园诗在当时影响不大外，其他各种诗体都一度在诗坛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不少诗人和诗作。这段时期，的确可说是五言古体诗由成熟趋向变化多姿的时代；同时，七言古体诗也由完成而获得初步发展，由于新体诗的产生，宣告了五七言格律诗的萌芽。它是五七言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汉魏六朝诗的主要样式特征是五七言古体诗的产生和发展，五七言近体诗的萌芽。它为此后一千多年五七言诗的昌盛和流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样式外，汉魏六朝诗在内容题材、语言风格、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这里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论述，仅举一二显著的例子。如乐府诗中的部分曲调，像《从军行》《燕歌行》《行路难》《长相思》《子夜歌》《读曲歌》等等，后代有许多诗人用这些题目写诗，在题材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 从此时期同题作品吸取营养。在不入乐的文人诗中，诸如咏怀、咏史、游仙、游览、赠答、宴集、送别、哀悼等等，提供了从多方面反映生活和情绪的好作品，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为后代作者作出了榜样，使后人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深入发展。在中国诗歌史上，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是两位老祖宗，对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诗经》、楚辞的题材内容，毕竟不及汉魏六朝诗来得广泛，表现技巧也不及汉魏六朝诗更为丰富多彩；而且《诗经》为四言体，楚辞为骚体，都不是五七言体。因此，对于唐宋以来长期流行的五七言诗来说，不论在内容题材和样式技巧方面，汉魏六朝诗的影响，都是更为广泛和直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汉魏六朝诗的长期积累，就不会带来唐诗的繁荣。唐代殷璠编了一部《河岳英灵集》，专选盛唐诗人的篇章，他指出盛唐诗的艺术特色是风骨、声律兼备，即既有爽朗刚健的风骨，又有和谐流美的声律。他又分析了盛唐诗歌所以能具有这种艺术特色，除继承《诗经》、楚辞的传统外，特别得力于建安诗歌的风骨和六朝诗歌的语言美，因而能够做到“言气骨（即风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 太康不逮”。殷璠的意见颇为中肯，由此也可以看出汉魏六朝诗对于唐诗的重大影响。

  汉魏六朝诗在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上都是丰富多彩，有多方面的创造和成就，同时又长期哺育、滋润了后代的数量庞大的诗人，因此，它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