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在建安文人中年龄较小，成就却最为突出。曹操死后，他备受曹丕、曹叡的防范、迫害，不但政治上的雄心无法实现，而且屡徙封地生活不安定，还经常担心遭杀身之祸，陷入苦闷与惶恐。他的诗除表现了建功立业的慷慨情怀外，更多地表现他后期那种苦闷矛盾的心情。他才华横溢，写诗颇多（现存八十多首），通过各种题材，采用直写、比喻、象征等各种手法，多方面来抒发其内心世界的彷徨悒郁。他的五言诗歌，在内容的深邃和个性化方面，在艺术手法的丰富多彩方面，在五言诗领域内都是前无古人的。他的诗，一方面吸取了乐府民歌明朗刚健的特色；同时又很注意文采，重视对偶，重视字句的华美和警辟。另一方面的特色，在其一部分诗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开了后代诗人雕琢词句的风气。曹植在两晋南北朝时代评价极高，被钟嵘《诗品》誉为诗中之圣，这固然由于他五言诗的杰出成就，同时也由于当时骈体文学盛行，重视对偶、辞藻等骈体文学语言之美，成为人们衡量作品的主要标准。

  建安时代还产生了著名的女诗人蔡琰。蔡琰在战乱中为胡兵所掳掠，在南匈奴滞留了十余年，嫁于胡人，生了两个孩子，后被曹操赎回。相传她写有五言和骚体的《悲愤诗》各一首，其中五言的一首比较可信，也写得好。五言《悲愤诗》 是一首叙事长诗，它虽不及产生于同时代的乐府民歌《焦仲卿妻》来得细腻活泼，但艺术描写也相当具体动人。其中写胡兵虐待俘虏、蔡琰归汉时与孩子泣别两个片段，尤为深刻。

  曹魏后期文学，以阮籍、嵇康为代表作家，人们往往把这时代的文学称为正始文学（正始为魏齐王芳的年号）。嵇康更擅长写散文，诗歌成就不及阮籍。

  曹魏后期，司马懿父子当权，图谋篡魏自立，大力诛锄异己，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残酷，嵇康也因反对司马氏被杀。阮籍在政治上有雄心壮志，但他不满司马氏的所作所为，不愿依附司马氏；又怕遇祸而不敢公然反对。他崇尚老庄的自然无为，蔑弃礼法；对司马氏提倡儒家礼教的一套虚伪行径，深为反感。他有才能、有志向，但无法施展，所看见的是恐怖的屠杀和虚伪的礼法。哀伤、苦闷、恐惧、绝望包围了他。他写下了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充分表现了他那孤独苦闷的心情，同时隐隐约约地对时政和上流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讽刺，忧生和愤世构成了他诗作的主题。他的诗语言比较质朴，不假雕饰；但因对许多丑恶现象不敢明言，隐约其辞，因此不少篇章的内容显得深晦难晓。他的诗在展示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性方面，在深入表现诗人的个性方面，堪与曹植的诗比美；虽然在语言风格方面颇不相同。曹魏历时不长，但产生了曹植、阮籍两位大诗人，先后辉映，这是很难得的。

  三国时代，文学在北方的曹魏发达，南方的吴蜀两国，没有产生比较像样的诗人。

  司马氏统一中国，结束了三国鼎峙的局面，建立了西晋王朝。西晋前期太康（晋武帝年号）年间，文人辈出，文学昌盛，文学史上称为太康文学。当时著名诗人有陆机、潘岳、张协、张华、左思等。陆机的诗长于铺叙和拟古，他发展了曹植诗辞藻富丽、对偶工整的一面，使诗歌进一步骈体化，因此深得南朝文人的赞赏。但其诗显得繁冗板滞，不及曹植清新明朗，真挚动人。潘岳与陆机齐名，其诗富有文采，但较为清新。他长于表现哀怨之情，《悼亡诗》尤为著名。张协、张华诗都长于抒情状物，张协诗在描摹景物上尤为逼真细腻。左思诗风格与上述诸家异趣。其《咏史诗》八首，批判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倾吐有才能的寒士的愤懑不平，富有社会意义，辞情慷慨，风格遒劲，在当时显示出独立不群的姿态。除左思外，太康时代的大多数诗人，大抵追求诗歌文采之美，使诗歌朝绮丽方向发展，缺少建安诗歌那种爽朗刚健的风骨。但其时诗歌在表现日常生活的情、景方面，题材有所开拓，语言和手法更趋细致，为此后的抒情写景诗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钟嵘《诗品》分三品品第五言诗人，列入上品的共十二家，其中曹魏四家，为曹植、刘桢、王粲、阮籍，西晋也是四家，为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这说明文人五言诗在曹魏、西晋时代，已经达到了繁荣昌盛、大家辈出的阶段。

三
  第三阶段是东晋、南北朝、隋时代，约三百年，其主要标志是五言诗进一步发展，有不少更新变化，七言诗也有了初步发展。

  西晋因少数民族的骚扰而覆灭。司马氏在南方重建了东晋王朝，北方则是所谓“五胡十六国”，政权纷立，并从此开始了长期南北分裂的局面。在南方，东晋之后有宋、齐（南齐）、梁、陈四个朝代。在北方，十六国后由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又分裂为北齐、北周两个政权。最后由隋朝统一南北，建立新的大帝国。在这段时间内，文化学术的重点在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