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自然，活泼生动，有的地方显得真率稚气，有如天真的孩子一样逗人喜爱。不少篇章具有丰富的想象，运用生动的比喻、夸张的手法。它们的语言和表现手法处处显示出浓厚的民歌风味。它们的句式是多样化的，有五言的，有杂言的，也有少数四言的。其中五言诗占有相当比重，艺术造诣也高，特别值得注意。五言诗起源于西汉民间，开始不受文人重视。五言乐府诗的流行，对文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文人创作五言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民歌影响文人创作的一件彰明显著的大事。汉乐府古辞在描写方式上，有叙事的，有抒情的，也有说理的；叙事的分量较多，也最有特色和成就。与《诗经·国风》相比，汉乐府民歌同样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情绪，但它们在艺术上有较大的创新和发展。它们多数是五言体、杂言体，句式和节奏加长，容量较大，比起《诗经》的四言体来增强了表现力。《国风》大抵是抒情诗，汉乐府民歌则多叙事诗，它们描写具体生动，善于通过人物的话语行动来开展情节，不但富有故事性、戏剧性，而且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汉乐府民歌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叙事诗趋向成熟，而长诗《焦仲卿妻》更是达到了高峰。以后历代文人在汉乐府民歌影响下，往往采用五言或杂言歌行的乐府体，反映各种社会生活和下层人民的痛苦，从汉末建安到明清时代，作者络绎不绝，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这在中国诗史上是很突出的现象。

  汉诗的另一部分是不入乐府的文人诗。汉代文人致力于写辞赋，写诗的相对要少。在体式上，西汉时人们还喜欢写句式与楚辞相仿的楚歌，如汉高帝刘邦的《大风歌》、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都是其例。也有写四言诗的。到东汉时代，一部分文人在五言乐府诗影响下写作五言诗，著名文人班固、张衡、蔡邕、赵壹等都写了五言诗，逐步形成了文人写作五言新体的风尚。这其中，《古诗十九首》是艺术造诣很高的杰作。

  汉代无名氏的古诗，原来数量颇多，南朝时代尚存约六十首。萧统编《文选》，选录了十九首，遂有《古诗十九首》之称。古诗不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时一地，据现代学者研究，按照它们的思想倾向、表现内容、艺术造诣来看，其中大部分当出于东汉后期。《古诗十九首》在内容上较多地表现了夫妇、友朋间离别相思之情，士人失意飘零之感，感情深沉曲折，带有较浓厚的感伤色彩，有的篇章甚至表现了人生短促，应当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凡此种种，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东汉后期政治混浊、社会不安定环境中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古诗十九首》不论抒情状物，都显得真切生动，语言洗练明白，表现出深入浅出的艺术水平。南朝文人对古诗给予很高评价，刘勰誉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誉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以后历代文人，经常把《古诗十九首》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除《十九首》外，古诗尚存少数篇章，风格与《十九首》近似。还有相传为西汉苏武、李陵所作的五言诗七首，表现朋友、夫妇间离别之情，风格也与《十九首》接近。多数学者认为，这七首诗不可能是苏武、李陵的作品，而是出自后人的假托；其产生年代当与《十九首》相近。

二
  第二阶段是曹魏、西晋时代，约一百年，其主要标志是文人五言诗趋于昌盛，确立了在诗坛的统治地位。

  汉末建安（东汉献帝年号）年间，曹操柄政，许多文人都归附曹氏门下，因此文学史研究者习惯上把建安文学归入曹魏文学来论述。建安文学和曹魏后期的正始文学，是曹魏文学的两个重点。

  建安时代，文人五言诗繁兴。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都爱好写诗，此外，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徐幹、陈琳、阮瑀等人，都擅长写诗，样式多数是五言诗。钟嵘《诗品》说当时曹氏门下能写诗的文士有百来人，带来了文人五言诗的繁荣。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社会各方面遭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死亡。建安文人通过亲身体验，能学习乐府民歌体来反映国家的丧乱和人民的苦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们的不少诗篇，还表现了企求乘时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奋发精神。建安文人聚集在曹氏门下时，写了许多互相酬答的诗，这类诗篇的内容，除掉欢庆宴会、恭维曹氏以外，也往往流露出互相勖勉的积极情绪。他们的诗，大多情怀慷慨，意气风发，才调纵横，反映出动乱时代知识分子昂扬奋发的情绪。他们的诗，深受民歌影响，语言疏朗明白，不尚雕琢，具有清新刚健的特色。建安诗歌这种建筑在情怀慷慨基础上的爽朗刚健的风貌，深受后人重视，称为建安风骨，或者扩大一些称为汉魏风骨。唐代诗人曾经把追求建安风骨当作革新诗风的一个有力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