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陈老师在《纽约琐记》的《回顾展的回顾》里，您完全是凭感受，没有看任何的资料？

    陈丹青：没有。我哪里去看资料？《回顾展的回顾》最近刚刚出版了，出版之后我添了一个序，我说到2017年以后写完这本书，我才看到了罗伯特休斯那本《绝对批评》。我一看就知道我写的那些回顾展他都看了，他也都写了。也就是说，我们当时住在同一座城市，去看同一个展览。说不定我在展厅里，他就站在我旁边也在看，可是我要是早点看到他写的书，第一，我会不好意思写，他已经说的那么透又深又广。同时我如果还是写的话，他会给我巨大的勇气，就是我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再说得透一点，借助他的眼睛，借助他的他的论述。但是我2017年后才看到，所以我再看我自己的《回顾展的回顾》，我就非常难为情。我只是找了一个理由就是说，这是一个眼界匮乏的国家来的人，对一下子这么多眼界做出的一个仓促的回应。我虽然很自信——因为那真的是我的感觉——但同时是一个还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讲出来的话。

    马萧：我看那个文章有点蛮惊讶的，您在谈马奈、德加、卡拉瓦乔的时候，这些直观的感受其实和美术史上比较重要的对这些人评价非常的接近，这是一个画家绝对是很宝贵的天赋。所以之所以我要问您是不是看到对这些人的一些资料。

    陈丹青：至少我在写《回顾展的回顾》时，一份资料都没看到过。

    马萧：现在当然有很多资料了。比如说去年的时候给您寄过一本卡拉瓦乔的书，那是国外引进过来的，是一个很全的很新的研究。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内的人才能接触到——如果说你不是非常精通意大利语或者其他外语的话。可是您在《回顾展的回顾》里面已经把这些话说出来了。虽然按照您的意思，不是按照严谨的学者的语言，但是这种直观真的我还是挺惊讶的。

    尤勇：我觉得，成为一个学者，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画家， ??也不是一个终极的东西，它只是别人这么给你贴了一个标签，但是最后你总有一个想去的地方。

    马萧：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不管你是画家还是学者，你感受力、天赋太重要了。就是一种直觉，可能画家的直觉和学者直觉不太一样。

    陈丹青：这里面还是分两个问题，我相信我的直觉不错，但是像我一样直觉好的画家蛮多的，从卡拉瓦乔死后的画家，很多人都得到了卡拉瓦乔的东西，伦勃朗、委拉斯贵兹其实都学卡拉瓦乔，还有拉图尔。在中国我相信也有这样一些具有良好直觉的画家，我在直觉上并不特别比其他人好一点。但我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我会把它说出来，在说出来的过程当中我得到快感，这跟我在看马奈画的时候，心里的快感是不一样的。       
                               
    从此，我试着自己来写某一个大师，我发现我可以写。再有一个就是读者的鼓励了，他们会说写的很好怎么样，别人说“可以”，你就会继续写下去。 ??就这样，后来我就去做《局部》了，结果被一个《南方周末》的记者看出来，他说陈老师你讲《局部》，实际上你最早的底子是在《回顾展的回顾》。他不说我一点都没有想起来，后来我想想对是这样的。此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坐下来写马蒂斯怎么样，从来没有想过。所以我的体会是这事跟画画一样，你得去做，你如果不做就不知道能不能做。你做了才知道是写砸了或者写出来了。它是个很感性的工作，所以我写文章其实跟我画画一样的，每一天就去做，一笔一笔往下做。

    马萧：我有个很好奇的念头，您刚提到一句说看到马奈画的时候，心里边那种快感，和让您把卡拉瓦乔的文章写出来的快感不一样，不一样在哪？

    陈丹青：你看画的时候那种快感，是它就在你面前，你的智力，你的感性很活跃的，你在面对它的时候，它告诉你这个脸可以这样画，然后这个背景上是可以这么潇洒地交代出来，一个部分连着一个部分。这是是极度兴奋的一个过程，但是它不牵涉到语言。但是当我写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我从来不放参考书，当我写到马奈，我不会想找本他的画册翻一翻。我完全按照记忆——我这个记忆有可能是错的——但是它还是取决于当时打到你身上的印象有多深。我写得好苦，我要把马奈平面化的感觉写出来，有些写得非常快，有些写得蛮累的，把一种感性的直觉说出来，蛮难的，在文字上。

    马萧：您在谈马奈文章平面性，后来我在福柯谈马奈的那本小书里就看到了相似的观点，我相信您是以前写的时候没有读过。福柯，他是为了讲平面性而讲平面性，就把就把里边的很多东西变得有点勉强。

    陈丹青：福柯一定不是第一个谈马奈平面性的人，一定早就有人谈过了。福柯只是把马奈进入他的哲学话语中去谈。他谈《宫娥》，我耐着性子看下去，看到后来我气昏掉了，不可以这样谈绘画的。我觉得你可以用绘画引述你的观点，但是你不能最后把绘画变成一种各种哲学观念的组合，否定了绘画本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