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后就是怒气冲冲令人感到牙碜的海关，看着行李一件件顺着滚筒架滑下来，还要安抚那汗水淋漓的孩子，她可从没见识过这么热的天气。佩戴着徽章、守卫国门的天使放他过去，把孩子递给在外面等候的祖父母、外公外婆、姑奶奶、姨奶奶和各位表亲。罗伯特的母亲站起来吻了下他的面颊；父亲眼睛瞥着别处握了握他的手，岳父母也学样做了遍同样的动作，其他亲戚都做了适当的热情表示。然后大家在沉闷、回声嘹亮的休息室里走来走去，随处可见耽误后围成一个个小圈子的绝望的人们。他在国外期间跟家里的联系主要靠母亲的信，写得优雅、机智、有内容、兴高采烈的。可是，现在见到父母本人了，令他感兴趣的倒是父亲。母亲老了点儿；她脸庞宽阔，和蔼，泛着红光，绷得紧紧的，让人感动——那是一个不知道该如何善待自己的妇女的国家常能看到的那种女人的脸，以她的聪明和教养程度来说，属于欧洲型，所以又是他熟悉的类型。

    让他倍感新鲜，也许还大开眼界，为之一震的反倒是父亲。在欧洲没有见过他这种类型的。老了，老得不可思议——在罗伯特离家期间，剩下的十六颗牙全都拔掉了，脸上好像因为疼痛泛着黄疸色，面部有些松垂——他仍然站得笔直，象个刚学会站立的孩子，两手无力地攥着，没有贴着前身。因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长久地望着自己的独生子和还是婴儿的孙女，他在休息室里到处探究，研究着自来水装置，曼尼谢维兹葡萄酒的广告，乃至一个黑人搬运夫上衣的扣子，好像每件东西中都蕴藏着能够让他找回失去的东西的线索。尽管当了三十年公立中学的教师，但他仍然相信教育。这会儿他正和搬运夫攀谈，发愁地打着手势，问这问那。罗伯特听不清是什么问题，但经验告诉他，什么都可能问到——大船的吨位，曼尼谢维兹葡萄酒的销路，卸行李的技巧。稍微打听出点消息，他父亲的愁容就会舒展片刻。

    搬运夫抬头看了看，先是觉得不解，很警觉，接着故态复萌，变得受宠若惊，开始健谈起来。过往的人虽然行色匆匆，都侧过脑袋看眼这曲奇怪的二重奏：一个是卷起衬衫袖子的高个子，脸色发黄，固执地点着头；一个是滔滔不绝的小个子黑人。搬运夫拽过一个同行来，要他证实自己讲的一个观点。用手比划得更频繁了，调门也高了起来。因为场面尴尬，罗伯特觉得脸出现了熟悉的针刺感，痛苦不堪。父亲总是这样张扬显眼。另外一次从欧洲回来的场合，就是一九四五年的秋天，他因为个子高被选中扮演山姆大叔，走在镇上胜利大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父亲终于又跟家里别的人团聚了，还大声宣称：“那人可真有意思，说这些到处张贴的‘禁止小费’的标语完全是骗人的胡说。他说他们的工会斗争了好多年要把这些东西取下来。”提供这条新闻时他带着些微期许的意思，匆匆地组织着语句，绕过还不习惯的假牙讲了出来。罗伯特气得哼了声，背过身去。又来了。回国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开始对父亲不客气了。他又回到大门里边把各种手续都办完了。

    他们把行李搬进父亲那辆四九年产的普利茅斯牌黑色汽车的行李箱。在生机勃勃的出租汽车中间，这辆小车看上去满身尘土，脆弱不堪。一个年轻的黄头发警察走过来，责备车子停在人行道旁是违法的，最后，由于父亲死活都困惑不解，这招终于诱使警察上当，竟然亲自帮他们提起那只老式的大木箱——罗伯特的母亲上大学时用的——塞进车后的行李箱，里面堆放着父亲随车带的断了头的千斤顶，好几捆粗绳子，带孔眼的机油罐，以及篮球赛门票的检票机。木箱露出一截，横在保险杆上方。他们用磨旧了的绳子把行李箱盖给勒住。他父亲问警察，曼哈顿有多少出租汽车，又说他从报上看到司机常被抢劫，到了晚上就不肯开车去哈莱姆了，这个是否属实。在一片道别声中，这两个人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