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我觉得他写的方法非常有趣，因为他的确是有许多历史的想象。这个历史的想象并不是中国传统固有的，它来自一种对人类文化的深刻了解。史景迁对欧洲的整个文化传统有很深刻的认识，他的西洋文学、西洋文化底子非常深厚，所以他有一种敏感度，他看中国的东西，他对中国人的一种历史的同情，比别人多，比别的所谓的汉学家要多。

    我觉得他最深厚的东西，其实是他对西方的了解，所以他在了解中国的时候，充满了一种历史的同情。史景迁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他就会进入那段历史的情景。你要了解历史，历史到底是什么东西？历史的确是过去的客观，然而，你现在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客观。那是千千万万的人生活在里头的客观真实，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你知道当时每一个人在想什么，每一个人在做什么，那一场战争每一刀砍在哪里，你可能知道吗？这不可能的嘛。所以呢，你掌握所有的资料，这些资料还是断断裂裂的，那你怎么样把它整合起来？这还是要有一定的想象的，可是你所有的想象都是要建筑在你所知道的可靠的史料上。史景迁的作品大概是这样写出来的。

    他有一本著作叫做《天安门》，很多人误会这本书说的是天安门事件，其实不是的。他认为天安门很重要，从清朝就重要，是一个中国近代史的象征。书中主要讲三个人：康有为，鲁迅，丁玲。史景迁借助由这三个人延伸出来的所有历史事件，呈现出当时的社会思潮、人物性格，还有他们的历史处境，历史环境的大变动，这是很有意思的。他的基本看法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遭遇是他们个人的生活，而出现这些遭遇的环境就是历史。所以从这里头又发现了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的变动，又回到对每一个人的关注与重视，由此展现活生生的历史。我们中国的历史研究，到了二十世纪，开始学西方的历史的时候，有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学了一套客观的历史，然后经常讲到历史的潮流，经常把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抹杀掉，对个人遭遇和心境的认识比较欠缺。

    他第一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康熙与曹寅》，其实写得蛮好，用比较传统的史学的写法，用档案哪，用文献哪。那本书耶鲁大学出版社觉得不错，后来就出版了，卖了二十年，第一版都没卖光。后来史景迁成名了，都卖掉了，而且不但如此，后来还加印。我觉得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有些人读书也怪，明明这本是好书嘛，他不读，一定要作者后来享了大名了以后才读。我知道最典型的例子是高行健。高行健的《灵山》在台湾出，十年卖了五十九本。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礼拜卖了五万本。

    其实史景迁在学习他的本文化，也就是欧洲文化的过程当中，老早就碰到很多跟中国有关的一些讨论，这可以从他的第二部作品中看出来。那本书叫《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是比较好看、比较通俗的。虽然用的资料大体上都是第二手的，可是他研究了从明末一直到新中国这个历史阶段在华的外国专家、外国顾问、传教士等等。他后来写了几本书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的，他也会再回到西方找材料，比如说《胡若望的疑问》，相关的资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都有。这本书的写法就有点像写《王氏之死》。《大汗之国》等于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西方怎么看中国，他也写得蛮有意思。

    他一部一部地这样写，后期比较重要的作品是本教科书《追寻现代中国》，这本书到今天仍是在美国学中国近代史最主要的一本教科书。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就成为畅销书，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一本教科书，居然可以变成畅销书，在美国普通书店都有得卖。

    美国汉学界和学术界对史景迁的评价如何？

    郑培凯：他的《康熙》出版后，一般的评论认为很好，史学界评论也认为很好。但那些汉学家就觉得，哪里有这样写历史的？也不是所有汉学家都批评，但的确有些人觉得他另辟蹊径，假冒康熙，端起架子说英文。汉学界总觉得，这个史景迁走的路子，不是我们搞汉学传统的方式。等到他写《王氏之死》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叽叽喳喳的了：“做梦嘛，乱想的，这个东西跟客观历史不相干的啦。”这种批评是有的。史景迁后来按照他的路子再继续写下去，每本书都开始畅销了，这时候就有人不满了。你写的是学术著作嘛，居然畅销了；我们皓首穷经的汉学研究著作却没人看。特别是写到《天安门》，大家也不是批评这本书写得不好，就是说它太畅销。

    我觉得汉学界在过去的美国，是非常边缘的，就好像在我们中国，你研究非洲史，或者是阿拉伯史的，应该是非常边缘的。因为美国最主要是，自己有个美国史，美国史之外，是以欧洲史为主，欧洲的上古史啊、希腊、罗马啊这些，有研究中古史的，也有研究欧洲思想史或是社会发展史的，然后有国别史，英国、德国、法国……中国是一个国别史，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